二、经商梦破灭

    1949年前后，在解放了的昔阳县普遍流传着一股风，说什么“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在这种风潮的冲击下，大寨村民又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因为解放时间不长，广大群众的觉悟不高，对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听干部讲过，谁也没有见过，对“庄稼搅买卖”却是轻车熟路。大寨村的贫下中农在陈永贵的带领下，逐年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可是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一部分富裕中农重返老路，少数贫下中农也跟着学。当时全村已经有了50多个好劳力，倒有一半出去跑买卖。弃农经商，老老实实的贫下中农吃不开，得靠那些能说会道、善于拐人骗人的人。大寨村在旧社会会经商的人也没有多少，现在一下出去这么多人尝新鲜、碰运气，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还把土改时分下的几石粮食和几年来挣下的家业赔了个净光。大寨村集体在这股风潮中也损失严重。

    土改后，大寨村没收下地富300多石粮食。为了经商发财，村里成立了一个供销合作社，由本村社员贾志远任主任。开业后，正赶上1949年到1950年的全国物价大波动，缺乏经商经验的村民辛辛苦苦干了两年，不仅没有赚钱，还把300多石粮食赔得只剩下30多石。另外，虎头山下煤炭资源丰富，村里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准备开煤窑。当时全村26户集资22股，陈永贵和贾进才都入了股。可是由于开采工艺落后，煤窑挖开后，排水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结果干了两年多，煤窑没开成，只挖出一窑水，损失小米230多石，户均近9石，集资人平摊了损失。

本文作者张怀英（左三）与陈永贵在大寨规划山河治理

    经商失败了，灰心的农民们又说：“走京城，做买卖，不如在家挖土块。”于是弃农经商的农民在万般无奈中，又拿起锄头，干起了老本行。陈永贵在这股经商的风潮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才是农民致富的出路，所以，在别的互助组处于涣散状态时，他领导的互助组越发展越壮大，到1952年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参加的户数已经占到全村的一半以上，产量也由一百二三十斤提高到200多斤，人均口粮超过了500斤。这个事实深深地教育了“老少组”的成员，有的组员自豪地说：“跟上永贵大哥可是走对了。”

    三、两个反面教材

    土改结束后，有些村的党支部在革命成功的思想支配下，放弃了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党员干部们各奔前程的现象也很普遍。

    离大寨村不远的西南沟村党支部有17个党员，除了3个还做点工作，其余都退坡不干。支部书记毛钱祥说：“当干部熬眼多、误工多、惹人多，不如干脆赶大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领导群众搞互助，却把自己土改时分下的地卖掉，又向政府贷了点款，拴回一辆马车，利用过去当干部时认识的人，跑昔阳，过阳泉，干起了运输活。没过几年，挣下一大笔钱。他又买回了地，盖下了房，还得意地对人说 ：“再过两年，我就是腰缠万贯。”毛钱祥富起来后，就有点看不起入了互助组的村民。他公开提出要和互助组搞竞赛，说看看是我优越还是你们优越。他白天在外拉货，晚上在家点上汽灯打扑克，还冲着加班干活的村民高叫 ：“三把等一把，快来打扑克。”群众听了都很气愤。由于精神空虚，毛钱祥就经常饮酒作乐，整天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一次他酒喝多了，还要去县城送石料，因拉货太多，牲口在爬城东门的大坡时，拉到半路的陡坡拉不动了，车开始往回倒。大车从坡上翻下来，车摔坏了，马也摔断了腿。毛钱祥为了给牲口加力，被压死在大车下。毛钱祥发财梦没有做完，却上演了这样一出悲剧。在毛钱祥放弃领导的几年中，西南沟村的两极分化发展很快，到1950年，全村152户就有23户出卖土地，25户出卖房屋和耕畜，有5户靠扛长工、打短工度日。

    南关村支部书记魏路全，原是李夫峪村人，旧社会流浪到南关给地主扛长工，20大几了还是光棍一条。土改后，魏路全当了支部书记，分了房、分了地，结了婚。1948年，他把土改时分下的浮财卖掉，同人合伙拴了一套大车，做起了买卖。这年整党时，魏路全三个月中没有开过一次会。为此我找他谈过两次话，劝他不要忘本，还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魏路全推辞说 ：“我没文化，能力弱，不要说当支部书记，党员我也不想当了。”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魏路全被劝退出党。此后他放出凉话说 ：“我的愁帽总算摘掉了。”可是到了1950年，魏路全因为买卖赔本，连马车带分下的土地、房屋一起卖了才还了债，在南关无处安身，最后只好又回到了祖籍李夫峪去定居。

    从1948年起，区委和县委就不断派人总结陈永贵的互助经验，号召其他村向他们学习。陈永贵从1949年起就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不断受到区县的表彰和鼓励。同时，从1950年起，区委紧紧抓住西南沟、南关等村的反面教材，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新社会的教育，并明确指出：农村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翻身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有了这些正反典型的比较，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的蓬勃发展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1951年, 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到大寨调查陈永贵的互助组，回到区里后要我谈一谈对这个互助组的看法。我就给他详细谈了以上我了解到的情况和我对这个互助组的认识。我认为，在没有化肥、没有优种、没有农药的情况下，他们的产量由120多斤增加到200多斤，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互助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样的变化和他们不断开展新社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是“老少组”的成员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走组织起来道路是最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况和物质利益的，不然就不会这样熠熠生辉，虎虎有生气。谈到这里，那位记者问 ：“陈永贵同样是贫下中农，他翻身后为什么会走另一条道路？”我说 ：“土改后，农村基本上中农化。小农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有走社会主义的可能，也有走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那位记者听了说 ：“这就对了，政治思想工作不能离开物质条件。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在不同的时期，要各有侧重。物质能变精神，精神也能变物质。”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本文节选自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作者张怀英，曾任山西省昔阳县委书记等职，正是他发现并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