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组”与“好汉组”

    1946年春，在共产党员、村政治主任贾进才的领导下，大寨村的第一个互助组就成立了，陈永贵第一个报名参加，成为骨干。当时加入这个互助组的有20多户人家，占了全村的四分之一。

    成立这个互助组时，在接纳什么人入组，不让什么人入组的问题上，陈永贵和不少人，特别是和一些劳力强、畜力多的富裕中农们发生了冲突。富裕中农们怕跟上劳力弱的老汉、娃娃们吃亏，不同意接纳这样的困难户入组。可是陈永贵认为老汉、娃娃们没有生产技术、不会经营、无力耕种，这是旧社会造成的，不能怪他们，搞互助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外。

    大寨村解放时，全村84户人家，总共只有十多个好劳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说起来让人心酸。1942年日本人一次进村就抓走并杀害了40多个壮劳力，占到全村青壮男人的一多半。解放后，村里参军又走了20多个。这样一来，留在村里的青壮劳力就屈指可数了。

    当时村里有一户老贫农叫贾耕耘。他头发花白，胡子一大把，旧社会夺走了他的全部亲人，土改后他单门独户搞生产，再加上身体有病，生活相当困难。村里动员搞互助组的时候，虽然他很想参加，可是他也知道多数人不喜欢和他一起搞互助，就没有报名。村里还有些半大的娃娃，像梁便良，从小就死了母亲，跟着瞎眼的父亲过活。他12岁开始给地主放牛，说好只管饭，不挣工钱。解放后，他分到了房屋和土地，可是他个子很低，1946年时已经十六七岁了，可长得还像个娃娃，从来没有单独种过地，更谈不到有什么农业技术。村里组织互助组，他很想参加，但人们都说他窝囊，不愿和他一块儿互助。可是在陈永贵看来，这些人才是最需要互助的人。基于这种想法，陈永贵站出来说：“这些老汉、娃娃的苦是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他们虽说劳力弱，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好人引领，照样能把活干好。”在陈永贵的坚持下，互助组接受了贾耕耘、梁便良等老汉、娃娃。

    可是，这个20多户的互助组热热闹闹地干了没几天，以贾志发为首的一些劳力强、牲畜多的富裕中农感到互助组成员劳力、牲畜、农资等悬殊太大，怕跟上吃亏，便退出了。他们说 ：“搞互助就要兵对兵、将对将，门当户对，自愿互利。咱不能拿上等的劳力和农具给别人使唤，跟上他们受罪。”于是，这些劳力好、工具好、有骡马的人家碰在一起，另起炉灶，搞了一个人强马壮的互助组，后来被人称为“好汉组”。

    贾志发等人另起炉灶后，陈永贵想了很多很多。他看到留下来的十来户老的老、少的少，根本没有单独的生产能力，如果把这些人排斥在互助组以外，他们光靠土改分下的地产，过不了几年还得受穷。这样一来，土地改革不是等于白搞了吗？

    想到这里，陈永贵便横下一条心，对垂头丧气的老汉、娃娃们说 ：“大家不要急，他们走他们的，我和你们一块儿干。”

    梁便良听了又惊又喜地说 ：“金叔，你不怕我们拖累了你？”陈永贵小名叫金小，平时娃娃们都亲切地称他“金叔”。

    陈永贵听了哈哈一笑说：“拖累我？旧社会谁拖累我，还不是照样受穷？今天毛主席领导咱们分下了地，要是不互帮互助，这地能保得住吗？”

    于是，在“好汉组”成立不久，陈永贵和这些老汉、娃娃们也成立了一个互助组。村里人称他们是“娃娃组”、“懒散组”，后来总结经验时被称为“老少组”。

    “好汉组”成立以后，贾志发等人很想拉陈永贵这个庄稼把式入伙。在他们看来，陈永贵有才干，会经营，又是全村第一个好劳力，如果能把他拉过来，组里的生产一定发展快，个人致富的梦想就能早日实现。于是，贾志发等人多次劝陈永贵退出“老少组”，加入到他们的“好汉组”里来，并答应组长让陈永贵当。陈永贵根本不买这个账。他说 ：“我不怕这些老汉、娃娃们拖累我，我跟他们在一块儿是干定了。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和他们在一块儿闹互助，不一定就搞不好。”

    陈永贵的这些话刺到了贾志发等人的痛处，他们便说起了风凉话 ：“陈永贵那个组老的上不了马，少的拉不开弓，还想搞生产，我看是没门儿。”有些人则惋惜地说 ：“拿上陈永贵一条好汉，跟上一伙老汉、娃娃受罪，真是傻瓜。”

    不久，陈永贵让梁便良当了副组长，这一下村里的议论更多了。有人说：“他还能当组长？人还没有工具高，让他当组长，我看准倒霉。”也有人说：“这个互助组不是搞生产，是搞凄惨。”

    梁便良听了这些话，气得直哭。陈永贵却并不生气，他对组员们说：“我们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差。只要心齐，怕甚哩？”

    春耕开始后，区里号召开展生产竞赛，要村与村、组与组搞对手赛。贾志发为了看陈永贵的好看，主动提出要跟陈永贵的互助组竞赛。这一下可把陈永贵惹恼了。他想，在旧社会和地主斗我也没有输过胆，现在共产党号召组织起来搞生产，你贾志发却处处想踩我的脚后跟，我还能输给你？于是，陈永贵答应了贾志发的挑战。

    春耕播种前往地里送粪时，“好汉组”人强马壮，人担驴驮，不几天就送了一大半。陈永贵的“老少组”不用说是牲口，就连驴毛也没有一根，全靠人担，远远落在了“好汉组”后面。“好汉组”的人放风说：“人当牲口用，三天顶一工。要想夺丰收，还得借东风。”意思是说“老少组”要发展生产，就要借他们的牛马使用。

    陈永贵听了这些话，非常着急，便和大家商量怎么办。组里人七嘴八舌出主意，最后决定男人起早搭黑加班干，同时也发动妇女参加送粪，一人担不动，两人抬一筐。多少年来，女人是不下地干活的。常言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养儿女，做衣衫，成天灶前灶后转。”可是经陈永贵一动员，女人们都很乐意，纷纷参加到了送粪的行列，就连十来岁的小姑娘也出来了。动员女人下了地，陈永贵又要求男人做饭干家务。他说 ：“现在女人和男人一样下了地，男人回去凭啥要躺在炕上吃现成饭？”于是他自己带头做饭干家务，完全是个模范丈夫。他的这些办法还真灵，没几天组里的各项活计就赶了上来，和“好汉组”打了个平手。

    “好汉组”虽然劳力好、畜力强，可是因为谁都怕吃亏，在自家地里干活像打冲锋，给别人干活常打瞌睡。春天播种时一家一户有困难，还能将就在一起干，到了夏天便各奔前程，秋天收获季节来临时，则纯粹单干开了。这样的互助组有名无实，对发展生产根本没有多大促进作用。

    “老少组”则不然。组员们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总是根据轻重缓急统一安排农活，集中劳力打歼灭战。劳动中互相帮助、互相体贴，自打成立起来就没有散过伙。到了秋天，全组夺得了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150多斤，超过“好汉组”30多斤，超过单干户更多。在铁的事实面前，“好汉组”的人傻了眼，全村群众也受到很大震动。“老少组”的人经过这一年的斗争，增强了信心，增长了才干，对党号召“组织起来”的道路更加坚信不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第一年的成功事实，村里要求加入“老少组”的人日渐增多。随着陈永贵带领的“老少组”户数的增多和生产的发展，全村人从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由贫变富、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在“老少组”与“好汉组”两种经营方式较量的同时，大寨村有三件事大大教育了群众。

    一、赵庆生卖地

    就在“老少组”的生产一年一个新台阶地向前发展时，大寨村的老贫农赵庆生家却几乎被逼走上了卖地的绝路。

    赵庆生一家七口人，五个是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只有3岁，负担本来就很重，三年前老婆又生了病，常年卧床不起，真是雪上加霜。三年来，赵庆生一个人担负着全家七口人的生产，还要给老婆看病抓药，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刚开始政府每年给他救济，“老少组”的人帮他种地，陈永贵和乡亲们又经常给他送吃送穿，生活还能凑合着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一场大雨，把赵庆生山坡地里的10 亩庄稼冲了个净光。人祸加上天灾，使他的处境更加艰难。陈永贵和乡亲们都替他着急，大寨却有一个人暗中高兴，这个人就是富裕中农贾志发。

    解放以来，贾志发天天打着发家致富的小算盘，一心想再买几亩地，雇上个长工，过几天解放前地主的生活。在全村的800亩土地中，最使他眼红的就是赵庆生家的5亩朝阳地，和他家是地连地、把连把。这5亩地人称“刮金板”，意思是说特别好，怎么种都有收成。这块地确实不错，土质松软、抗旱耐涝、通风透光，年景不好时也能打到八九十斤，是大寨村最好的一块地。解放前，这块地被地主贾用货占有，别的地块可以先种地后交租，这块地却要先交租后种地，而且租价要比别的地高出二三成。贾志发对这块地早就垂涎三尺，朝思暮想着要弄到手。赵庆生的老婆生病后，他认为机会到了，就经常背着人到赵庆生家送粮食，有时也送些钱。起先赵庆生不要，贾志发就说：“咱们兄弟好说话，你眼下有困难，只要把数字记在心上就行了。”赵庆生听贾志发说得很诚恳，就收下了。后来，为了给老婆治病，赵庆生又不断向贾志发借贷。三年下来，连本带利竟有40石粮食。贾志发这时想，每亩算上8石粮食，这40石粮食足够买这5亩朝阳地了。于是他就趁火打劫，催着赵庆生还债。赵庆生是全村有名的急性子，见贾志发不断上门讨债，就说：“我赵庆生再穷也欠不下你的债。没有钱我还有5亩朝阳地。”贾志发一听，正中下怀，就顺水推舟说 ：“好好好，我这就寻人写契买地。”

    贾志发逼着赵庆生卖地的消息一下传遍了小小的大寨村，宋立英和梁便良听说后，非常着急。他们知道，赵庆生在旧社会一直给人家扛长工，现在卖了这5亩地，到头来还得给人家扛长工，这怎么行？于是他们就去找陈永贵想办法。陈永贵一听，很气愤地说 ：“地不能卖！咱去找贾志发，问问他为啥要逼着赵庆生卖地。”贾志发看到陈永贵领着人来给赵庆生撑腰，就说：“欠债还钱这是理所当然，赵庆生是拿地来顶债，不是我逼他。只要他还了钱，我也不要地。”陈永贵说 ：“债是一步一步欠下的，还得一年一年还，不能乘人之危，逼着卖地。现在是新社会，你不能学地主富农那一套！”陈永贵越说越气，贾志发看到众怒难犯，也就不敢再逼着赵庆生卖地还债了。

    在当时的农村中，类似赵庆生这种遭遇的不是一家两家。单干户们在发展生产中，由于在人口多少、劳力强弱、生产数据好坏和劳动技能高低等方面千差万别，贫富分化的现象再次出现。一些劳力和农资都很强的农户通过辛勤劳动富了起来，开始置地置房，雇人干活；另有一部分农户则日益贫困，再次沦落到了无衣无食、卖地卖房的困苦境地。

    赵庆生因天灾人祸借债卖地的事实，深深教育了大寨的广大群众。他们一致认识到，光靠土改分下二亩地还是拔不了穷根，只有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