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9日，本刊顾问、曾经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和司机的朱德魁同志逝世。朱老晚年非常关心、支持《红色年华》等红色刊物、网站的发展。为纪念朱老，我们特刊发朱老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毛主席的好战士朱德魁同志永垂不朽！

毛主席七十岁生日时与身边工作人员朱德魁合影（照片为朱德魁家人提供）

    我是1958年5月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去接替我们的科长周西林。我为主席开了六年车，从1958年到1964年3月，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1964年春天，毛主席又开始了外出视察，而且一走就是半年多。

    我把主席送走后，就生了病。连着几天，感觉难受、恶心。那时，我们正按着主席临走时的嘱咐，参加大学解放军运动。我硬撑着坚持了几天，参加了局里学习解放军的会议，后又对科里的学习问题做了些安排，在岳青、孙鸿启同志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学习计划。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才被同志们送到北大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肝炎病已经很重了。当时，对肝炎病还没有特效药。这简直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医院没有床位，但又不能让病人等死。最后，通过兼任北大医院副院长的中南海门诊部主任联系，硬是加了一个床位，把我安顿了下来。这样，一住就是三四个月，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

    9月初，主席从南方回来了。当他老人家得知我的病情后，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保健医生来医院看我，并向我转达了主席的安慰和鼓励，嘱咐我好好休息，不要紧张，要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他们还将主席让带来的300元钱交给我，让我增加些营养。当时我月工资不太高，上有老下有小， 3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手拿着300元钱，耳听着主席的安慰，似乎看见了主席面带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来，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发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流下来。此时的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完对主席的崇敬与感激。

    9月初，我从北大医院出院了。因为怕传染家人，一直没有回家，住在单位。不久病情反复、恶化，在主席的关怀下，又转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那时，我已经到了不能吃、不能睡，只靠吊瓶维持生命的地步，医院只好将我转到急救室进行特护。当时，那个医院急救室和太平间只有一墙之隔，每次医院里死了人，都要从急救室门口经过，停放到太平间。死者亲属的哭泣声、吊唁的喧哗和杂乱的脚步声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总在琢磨自己是否也离死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主席知道这事情后，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来看望我、安慰我，并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做过三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主席得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把朱德魁接出来吧，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

    我被接出来后，主席又建议让我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并指示，如果我拿不出钱，组织上也不方便的话，他老人家愿意拿出他的稿费给我疗养。面对主席的关怀，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

    由于我心情复杂，以为死期将至，怕客死他乡，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很不愿意到外地去，就一直待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