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实在不应该。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这样的“反思”，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仅就此书中涉及毛泽东的一些问题稍加分析，相信读者从中可一斑窥豹，明辨是非。

    此书是以一则关于毛泽东放鞭炮的小“故事”开始的。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除夕夜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习俗，毛泽东此举怎么会有“寓意”呢？可作者却认为这是毛对刚去世的周恩来的“大不敬”。但事实是，作为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中是这样回忆的：

    1975年除夕夜，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听到“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作者抓住鞭炮做文章虽只是文学性颇强的一个“引子”，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即周恩来的晚年时光迷雾重重，大有玄机。
   
    为了填充这个预设的叙事框架，作者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使用各种手段让“卷宗”看上去更加可信。《晚年周恩来》使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非常娴熟。比如，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随随便便就把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象成了一种权谋。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它真实的含义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毛泽东也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并逐渐把在工作思路上与自己屡次不一致的刘少奇看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定时代思维。《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的读者。
   
    为了指证毛泽东的所谓“老到权谋”，《晚年周恩来》揪住“伍豪事件”不放，做足了文章。
   
    书中谈到的发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实本来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面对“伍豪事件”，周恩来力陈事实真相，并整理上送毛泽东。经毛泽东严词制止，江青等人暂时作罢。在这个事件中，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系文革，毛泽东离不开江青等人，更离不开周恩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过程，大体上是客观的，问题出在作者的旁白上，这些旁白，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耍权谋的人。比如书中的旁白称：毛泽东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这一大番话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实际上，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下划了两道粗杠。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至于把周恩来送的材料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他们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阅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围，带有澄清的意味。这怎么能说是“故意不明确表态”呢？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就是有意回避了。
   
    为了给毛泽东的所谓“权谋之术”添油加醋，作者不惜倒打一耙，颠倒是非。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
   
    请看：“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林彪在文革中发迹并非偶然，除了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历史渊源之外，更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林彪集团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集团的动机已比较明显。连高文谦也承认林彪在九大时“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可见，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他们想利用其在组织上的优势，借设国家主席的幌子，操纵整个中央委员会，达到“清君侧”，逼毛泽东就范的目的。《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晚年周恩来》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总的指导思路是想证明毛泽东已厌弃周恩来，对身罹重病的周毫无顾惜之意，既拖延其治疗，又加大批判力度。
    
    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该书作者早就撰文解释过。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作者那时已承认，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周因忙于国事而延期住院治疗的情形。事实上，只要稍翻材料，我们亦可知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仍在进行繁密的政务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只有周恩来亲自处理，其结果才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只能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