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显然他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开始放炮，说：“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显然这一回是直接针对党中央、毛泽东了。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以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这种更尖锐的言论激起胡乔木、吴亮平、李又常等人的再次回应，或针锋相对的反驳，唇枪舌剑，烽烟四起。在这两次会议讨论中，大家发言陆续不断，气氛十分热烈。除了萧军的错误观点，也还出了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人大讲文学基本知识，用文学教程规划党的政策。然而，那些从战场回来的作家就见解不同，他们呼吁作家到前线去，经受战火的锻炼。毛泽东、朱德点头称是。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接着讨论发言。会议在临近下午讨论结尾时，朱德总司令发了言。他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和一些同志的观点，然后现身说法，认为一个人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他动情地说：“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朱老总讲得很激动，“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朱德用浅显通俗的大白话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把讨论推向了高潮。他点明了会议的主题：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整个座谈会的讨论到朱德讲话为止。

    晚饭前，天还亮着，西边天际霞光绚丽，全体到会人员集合，由摄影师吴印咸为大家照合影照。也没有专门排座次，大家入座后，毛泽东面朝大家站着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总身边，这才放心地坐下，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对嘛，照相坐前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那天天气较热，晚上由于来听讲的人增多，屋里坐不下，会议移至“飞机楼”外的院子里，临时支起一盏煤气灯，由毛泽东作总结讲话。院子里的那棵洋槐树正在开花，微风吹来，阵阵飘香，大家的心情一下子畅快兴奋起来。

    三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不仅开启了解放区文艺的新纪元，也领航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必定还会昭示更久远的未来。

    大家都觉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社会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此后的许多会议。会后，《讲话》并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只是口头传达到了各文艺团体，但是一石激起千重浪。1942年5月28日，即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报告中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又说：“抗日根据地吸引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对不是坏现象。”又说：“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同时，提到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不能用粗暴的态度。

    1943年10月19日，也就是一年多之后，《解放日报》用两个整版加一个半版的超常规篇幅，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接着，11月7日，中宣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四条贯彻执行意见，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和认识”。这是将《讲话》直接当作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作为判断一切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的准绳。

    美术家蔡若虹回忆说：“当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后，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有自己的心领神会之处。我认为毛主席解释的‘人民大众’，和我所向往的“现代盘古”是不同字句的同义语。在毛主席讲话以前，我们作画的模特儿是工农群众，我们作品的读者是工农群众，引导我们创作思想的也仍然是投身于火热斗争中的工农群众。现在，当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我们的干劲就更足了，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是好听的言词而是具体的行动。古元同志到碾庄去当乡文书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还有许多到前线，到后方去作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想写一点我记得清楚的，关于郭钧同志创办《桥儿沟画报》的事情。所谓《桥儿沟画报》，实际上不过是竖立在桥儿沟三岔路口的一块木牌，上面贴着几幅有颜色的绘画和没有色彩的木刻，这些作品是郭钧和他的同学们得到附近的几个老乡同意以后才贴出来的。他们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征求老乡们的意见：第一问他们‘解下不解下？’（这是陕北话‘能不能看懂’的意思）第二问他们有没有画错的地方？第三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些作品？只有这三条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们才拿出来贴在木牌上。郭钧是一个身负残疾的青年，有一次，他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叠作品对我说：‘全部通过了，全部通过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毛主席有个习惯，每逢遇见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总是要先问问‘是真是假’，事物有真假两方面，可能是他的经验总结。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延安住的窑洞和陕北老乡住的窑洞往往连在一起，是真的，我们的美术作品得到老乡们的喜爱，是真的，郭钧同志得到老乡们的同意以后的那种喜悦，是真的，都是真的。就是因为都是真的，所以才能够得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和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不能不想到——说真话，作真事，言行一致，是多么重要啊！”许多年以后，许多桥儿沟的老人都还记得这个《桥儿沟画报》，我们小时侯还看到有人家中收藏着这些发表在一块木牌上的名家为房东画的肖像和他们劳动生活的场景。

    《讲话》精神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有多深远？胡乔木在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作了精辟的总结概括：“《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是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

    二是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

    三是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70年来，《讲话》精神不断丰富发展。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四是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单行本。

    “一世雄谈万世师”（蔡若虹语）。今天，当我们重温《讲话》，检点审视现实，不禁引发深思。正如一位文化学者发出的设问：文学艺术到底是一种文化消费品，还是一种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活动到底是作家个体行为，还是一种与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事业？文学艺术到底是作家个人依赖文学才华杜撰重要，还是体验和正视现实的生活，提炼熔铸重要？而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到底是大众的接受标准重要，还是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取悦于少数专家重要？这些问题都关乎文学艺术存在的根基，也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们的文艺不景气的根源所在。由此看来，当年由《讲话》所推动的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不仅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需要我们今天的作家艺术家用行动作出明确回答的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