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震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我们都在党史教研室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常到王震校长家里谈党史问题。王震同志谈党史，都是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既生动翔实，又富有哲理，使我们获益匪浅。

    王震同志谈党史，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任弼时、贺龙和张国焘等党史人物，虽然只是一些片断情况，但都是当时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瑞金开会见毛主席

    1983年10月13日，我们到王震校长家谈党史问题。王震同志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90周年，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老战士，想起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26年，毛主席从武昌回长沙，我们一路护送，一直送到清水塘。那时，我是粤汉铁路工人，是粤汉铁路工会岳长段分会执行委员、新河车站工人纠察队队长，名叫王正林。

    毛主席不知道王震就是那个王正林，后来谈起这件事，毛主席说：“还有你呀!”

    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闽西进军，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王震辗转返回浏阳，组建工农革命武装，战斗在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红军独立一师政委。王震同志说：1931年11月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湘赣代表团袁德生是团长，我是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袁德生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在肃反中被错杀了。我们在瑞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找我询问湘赣苏区红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工农群众的生活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开完会即将离开瑞金时，又见到毛主席,他叮嘱我说,你回去要十分注意纠正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我回到湘赣苏区后，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了一些工作，并不是我怎么正确，是毛主席让我传达贯彻的。

    王震同志说：1934年初，我参加湘赣代表团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中革军委开会要我汇报湘赣军事形势，伍修权作翻译。我刚讲了一半，就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打断了。李德讲了一套“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对阵地战”、“短促突击”的话，他的意见就成了当时中革军委的指示。毛主席没有参加这次会，我向他讲了会上的情况。毛主席对李德的意见没有说什么，对我说：可不可以打埋伏？在什么地方打埋伏？你看怎么样？你还是要打埋伏。他说：打仗要从实际出发，你们有好多人、好多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起吗？你的司令部摆在哪个堡垒上？分兵把口，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打阵地战，还是打游击战、运动战？你们研究一下，我看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当时，党中央准备让我和滕代远、高自立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任弼时在湘赣省委听到消息，来电报要我马上回去。临走时，毛主席找我谈话说：你到共产国际开会，学习马列主义好嘛！又说：我看你还是不去好！王震者湘赣人也，还是回井冈山去数石头吧！结果，我没去莫斯科，仍回湘赣苏区了。

    任弼时在湘赣苏区

    1984年4月是任弼时诞辰八十周年。王震同志对我们说：从1933年到1936年，我一直是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我第一次见到任弼时，是在1931年的冬天。那时，我参加湘赣代表团前往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在总政招待所刚刚住下，任弼时就来看望我们。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只有27岁。他详细询问了湘赣苏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我们如实作了汇报。他表情严肃，谈起话来却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震同志说：在大会开幕之前，任弼时把各代表团的党员组织起来学习，办了一个临时训练班，请毛主席、朱德和其他领导同志讲课。他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通俗易懂地解释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中国党的建设经验。他说，中国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党一成立，就领导工人运动，走上政治舞台。他组织大家学习讨论苏区中央局关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和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的指示。当时，几个苏区都发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我们湘赣苏区到处抓AB团，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任弼时讲课时，根据当时苏区中央局的认识，具体分析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表现和发生原因，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

    王震同志说：从瑞金开会回来，我向湘赣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曾指示我去逮捕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我到酃县经过调查，认为张平化不仅不是AB团分子，还是一个坚定的好干部，就没有逮捕，只是调换了工作。不久，《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发下来了。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和任弼时的指示，把肃反停下来，采取一些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那些被关押的没有确凿证据的AB团可疑分子都释放了。后来，省总工会委员长、投机分子刘士杰到中央苏区开工会会议，向中央诬告省委肃反不力，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中央便撤销了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的职务，让刘士杰代理省委书记。接着，1934年7月底，奉中央军委电令，又派陈洪时为湘赣省委书记。

    王震同志说：1933年5月，任弼时作为中正确评价贺龙历史的中央代表来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弄清情况，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一些错误，将王首道、张启等一批干部解放出来。他没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职，而是把他们调回中央苏区学习去了。这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王震同志说：任弼时主持湘赣苏区工作后，组成红六军团，辖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军团首长由红十七师领导兼任。不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1934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红十七师北上，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出击南浔路，只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斗争，形势日趋严重。这时，我开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瑞金回到湘赣苏区，向省委汇报了中央在军事上的两种不同意见。省委开会讨论，分歧很大。任弼时没有说李德的意见不对，实际上是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他在中央苏区经历了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晓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央红军是怎样打胜仗的。他说服省委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放弃单纯防御，而采取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运动战方针。他任命我为代理湘赣军区司令员和红十八师政委，全面负责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3月底，红十七师南归与红十八师汇合。4月5日，红军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十五师的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这是湘赣苏区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据地受到很大损失，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

    王明路线又派夏曦来，否定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搞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优秀干部。贺龙一直坚持斗争，他们还企图加害贺龙，斗争很残酷。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转移到黔东。有人企图把这些严重错误和失败加在贺龙头上，是完全不对的。

    王震同志说：我和贺老总是在1934年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时认识的。会师后，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湘鄂川黔省委、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分会和省军区也陆续成立了，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很快纠正了夏曦的严重错误，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的番号。

    王震同志说：贺龙和任弼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弼时很重视团结问题，他高度评价了贺龙和红二军团在洪湖、湘鄂西、黔东地区的英勇斗争、历史贡献和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号召六军团的同志向二军团的同志好好学习。他提出今后两个军团的活动要由二军团统一，他自己搬到二军团部，同贺龙住在一起。贺龙对团结问题想得很周到，他说：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他的到来，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带来了中央红军的宝贵经验，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

    王震同志说：我与贺老总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位杰出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统帅与战士同甘苦的表率，是一位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他党性强，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1934年底，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我们占领湘西五座县城，调动和钳制了敌人11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