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

延安宝塔山

    最近在央视《大家》栏目看到年近九旬的诗人贺敬之声情并茂地朗诵《回延安》，不禁想起1988年诗人回延安在杨家岭像是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着的母亲怀抱一样激动感人的情形。作家魏巍有一句名言“文艺工作者要认母！”母亲是谁？母亲就是人民。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有人认为讲话精神已经过时，可老艺术家们为什么会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此地崇拜，几乎异口同声“没齿难忘”？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

    来自国统区的一些文人的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与某些隔阂和纷争，引发的诸种矛盾，导致了不团结现象与思想混乱问题的出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召开一次高规格的文艺座谈会。

    今天，我们一提“老延安”、“老鲁艺”就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经过延安革命熔炉锻炼出的一代“特种钢”制成的特殊人才。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尤其是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作家、评论家，并不都是“红一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就像许多未曾冶炼过的矿石堆积在那里，珍贵，但却不纯。加之在供给制环境下，比如由于伙食单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和政治运动中处境不同等，以及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不同，文艺成就与文艺观点的差异等等，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当时主要有“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这是当时客观存在却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中央文委系统下辖“文抗”、“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等。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这样，由于工作系统不同，而形成一定的隔阂，也是客观的存在。因为原先大家都不认识，只有在工作中接触得多，互相了解才多，理解才多，才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不然，就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所谓“四个山头”，主要就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后者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四个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延安都有自己的工作侧重和独特的工作作风、艺术风格和不同的社会影响力，彼此之间虽然并没有发生“吵架”的事情，但在关系上互不和睦。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鲁艺”。“鲁艺”人才济济，艺术理论水平高；而“文抗”则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例如丁玲、萧军、柳青等，文学创作领先，作品丰富。这样，形成了“文抗”和“鲁艺”两大文艺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胡乔木同志回忆说，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发表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进行同情、辩护和鼓吹。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问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如何解决呢？当时分管文艺的张闻天并没有引起注意，问题就越积越严重了，正气下降，歪风邪气上升。

    1941年7月8日，“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约见谈话，反映一些文艺界的情况。7月18日，萧军接到胡乔木代毛泽东写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与毛泽东谈话。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半，谈话持续7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初次谈话，萧军对毛泽东很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工作。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或集体政治活动组织需要。在与萧军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感觉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1942年初，张闻天要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一年多时间到晋绥调研，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在中央领导层暂时处于无人过问状态，加之延安文化人已经主动找上门来，毛泽东就开始过问此事，并将其纳入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约见了不少的文艺家，了解情况，尽量做到“兼听则明”。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经接受毛主席之邀，到主席驻地谈情况。毛泽东还给许多作家、文艺家写信了解情况。除萧军之外，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刘白羽、李伯钊、丁玲、艾青、萧三、罗烽、舒群、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他还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如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一些重点人物，如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主席曾多次约见谈话或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毛主席掌握的情况越多，越感到问题严重，越觉得有必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好好地谈谈，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振奋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延安文艺的骨干，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军人物。当时延安很艰苦，开会照相还是很奢侈的，但文艺座谈会照了一张合影。现在我们看到的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其实是拍了三张，合成一张的，因为人多，一次镜头装不下。可惜人还不全，有些同志上厕所去了就没有拍上，这是当事人回忆的情况。

    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央正式决定的。据文献记载，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会议并明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

    二

    会议开得很及时也很成功。大家由沉默变得热烈，围绕六个问题，先后有四十多人次发言讨论。朱德同志也发了言。会议达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明确方向的目的。

    当时，毛主席对文艺家很尊重，就像诗人公木回忆的那样，开会不是简单发个“通知”，而是发了正式的“请帖”。延安当时物质匮乏，纸张很缺，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延安文艺座谈会请帖”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的，算是延安当时最豪华的请帖了：

    某某同志：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据胡乔木回忆，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毛泽东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5月2日下午1点多，延安文艺界代表人物——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等120多位文艺家代表汇聚到了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飞机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于1941年建成的一座延安的“现代化”建筑，亦即中共中央办公楼。砖石结构，当中三层，两侧一层，后面有一座木桥连着山体，从山上往下看，活像一架飞机。）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天摆了20多条长板凳，上首放上一张木桌，铺了一块白布，就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主席台。会议开始，由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主持。朱德总司令和从前线回到后方的一些将领，如贺龙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只要走下山坡，不过两分钟也就到了。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向大家亲切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