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遇张国焘

    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中甸地区。王震同志说：那时，因为同党中央失掉电讯联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活动，我们都不知情。张国焘是以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朱、张的名义，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的。5月，我们分两路北上，任弼时、贺龙随二军团走左路，六军团走右路。

    6月3日，六军团于理化的甲洼，首先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会师。张国焘派罗炳辉、刘型来做工作，“工作团”送来《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大讲反对“毛、洛、周、博”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有人要发下去，我说不能发，当场就烧掉了。我立即发电报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报告，他们都说：“不要发，烧得好!”

    6月22日红六军团到甘孜后，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张国焘使用种种手段，想把六军团拉过去，为己所用。他对六军团政委王震又是请吃饭，又是送东西。王震同志回忆说：张国焘一见面问了问六军团长征的情况，接着就说：我很知道你呀！铁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他见我上衣口袋别着自来水笔，忙问是什么笔，给他看看。我说，是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里缴获来的。他说，是有名的派克笔呀！换给我用用吧！说着，拿出一把崭新的外国造手枪给我。临走时，他让战士牵来4匹马送给我。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扰我和六军团听他指挥。我们六军团是井冈山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的，怎么能听你指挥去反中央呢！我回来后向朱老总作了汇报。朱老总说，给你的东西都收下，我们的行动还是听中央的。

    张国焘派人做军团长萧克的工作，封官许愿。萧克同志回忆说：“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

    王震同志说：在甘孜，朱老总找我和萧克谈话。他说，井冈山朱毛的争论，你（指萧克）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毛对，朱不对，如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新旧之别，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王震同志说：1971年林彪死后，我和陈毅到朱德家去，又谈起这件事。朱老总说，井冈山的争论很有意义，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新的胜了旧的。陈老总还说，古田会议前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毛主席建议中央不要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毛主席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王震同志说：在延安毛主席强调讲党史还是要讲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要讲李大钊的历史功绩。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7月2日到达甘孜。张国焘派陈昌浩来作报告。王震同志说：任弼时告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注意，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号召抗日，不准讲反对毛周张博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往下发。陈昌浩听后，就不讲那些问题了。朱德和刘伯承及时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真相告诉任弼时和贺龙等同志。他们共同商议，如何想办法同张国焘作斗争，争取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甘孜，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王震同志说：任弼时召开会议，报告国际国内形势，讲国际上要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内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有利的形势下，我们要北上抗日。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合红一方面军起了领导推动作用。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9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至甘南岷州地区，张国焘又提出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的错误主张。王震回忆说：西北局在哈达铺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任弼时、朱德、贺龙、关向应、傅钟、陈昌浩和我，徐向前在前方指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多数人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决定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