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9日前后，在西柏坡主持召开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它是抗战胜利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的中央会议，也是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战略任务以及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一是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二是制定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会议重申了城南庄会议的计划，即在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百分之八十，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三是规定了加强纪律性与健全党委制度的措施。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强调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伟大号召：“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后，党中央于9月20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四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作了深刻论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按照九月会议的战略部署，华东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于9月16日开始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这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由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据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减。……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英明预见如期实现。九月会议之后，从济南序幕之战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一个有机的战局整体，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1949年9月9日前后，在筹建新中国的百忙中，多次下工夫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25日抵京后在香山双清别墅住下办公。6月15日起开始在香山、中南海两地办公。9月中旬，毛泽东正式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在9月9日前后，毛泽东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即当时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以迎接新国家的诞生。

    《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毛泽东至少对《共同纲领》四次草案稿作过200余处精心修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他作过的多次修改、写过的重要批语，虽未全部保存下来，但仅从1949年9月的五次批语即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对《纲领》起草的关心指导与细致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在忙于修改审定《共同纲领》的同时，毛泽东还时刻关注并谋略着解放战争的战事。9月9日这天，针对攻歼白崇禧部的部署问题，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电：“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13日起，林彪、邓子恢指挥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作战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10月6日至16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七军和第六十八军等部47000余人，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和大庸等城，为之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条件。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它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

    1951年9月9日，作出“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定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困难可想而知。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毛泽东认为，土改后，要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迅速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实现工业化，要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1951年9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10月15日和11月4日，他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

    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从1951 年9月起至1956年底，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到1956年底，入高级社的农户已达1074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7.8%。至此，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农业集体化的实现，解放了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58年，毛泽东喜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唱出了赞扬农民和全国人民的最强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1956年9月9日前后，全身心投入筹备八大，并着重多次认真修改审定《政治报告》

    1956年9月9日，毛泽东用心修改关于党发展方向的八大《政治报告》。

    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多次逐字逐句认真推敲和反复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修改的就有21份。

    到8月22日，刘少奇提交给七届七中全会讨论修改的《政治报告》文稿仍然长达9万多字，离毛泽东提出的缩减到3万字的目标差距还很大。此后，毛泽东会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继续反复修改。9月初，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正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但由于责任重大，从9月6日起也参与进行《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7日晨，毛泽东派人将《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部分送去给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8日，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政治报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