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对一代伟人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他的生命定格于1976年的这一天，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事件也都发生在这一天。

    这一个个“9月9日”，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伟人波澜壮阔一生的大致轨迹。从投身革命至1949年9月9日前后，是他参与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成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到1965年9月9日的一系列“9月9日”，则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再到逝世的诸多9月9日时间里，是他着重于巩固政权，并穿插着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努力。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也正是这天，遭遇了唯一一次被捕，后机智逃脱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天，是毛泽东开始走上军事家征程的日子。

    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民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

    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做出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29日，起义部队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27日，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还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清乡队抓住，在押送去团防局准备处死的路上，侥幸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与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条路漫长、曲折，充满艰难险阻。这一条路让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文革中，红卫兵们曾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他们的理由是：秋收起义是以工农大众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为主的暴动，比单纯由国民革命军内部进行暴动的南昌起义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30年9月9日，中共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诞生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妇孺皆知，不仅中国人民而且世界人民都尊称毛泽东为“毛主席”（Chairman Mao）。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是毛泽东，因此，通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是毛泽东。从此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此次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1年12月，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的会议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把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联系在了一起。从此，这三位现代中国的伟人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了46年，直至1976年在同一年里相继逝世。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却密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中央毛尔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于8 月24 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

    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看到自己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精良，便准备解决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自己做党的领袖。他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9月9日，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他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同时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于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毛泽东提议召开并起了主导作用的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它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这一天，堪称毛泽东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朱德后来也回忆称，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1943年9月9日，开会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

    在中共历史上，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王明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直至1943年9月9日，才开始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这一天，中共中央开会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1年初，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同年1月至9月间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博古（秦邦宪）成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充当王明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推行“左”倾路线。毛泽东被剥夺了军队的领导权。1933年，王明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终止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

    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在抗战初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43年9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举行会议，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三次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的路线在中央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此后直至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未受到任何严重挑战。

    1945年9月9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于谈话中说了句著名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经过长达8年浴血抗战的中国民众强烈渴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一心想打内战的蒋介石近10天之内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表示对和平的诚意，全然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于8月28日下午飞抵山城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举世瞩目、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和谈虽然危机四伏，但毛泽东除忙于谈判事宜、接受采访、出席各种联欢会与宴会外，还频频会访国民党的诸多政要，各党派民主人士及文化界、艺术界的宿旧名流等。

    9月9日这天，毛泽东在红岩村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于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均系深得毛泽东推崇的良师益友。

    当谈到郭沫诺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并且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且耐人寻味的着名话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颇富哲理，以至被后人常常引为至理名言而指导人生中的诸多事宜。这一天，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过去不愿戴手表而只揣怀表的毛泽东马上把礼品戴在腕上。此后30余年里，表虽然一再修过并换过多次表带，毛泽东却一直戴着它，直至去世。

    与诗友的会见，启发了毛泽东要把诗词赠给重庆谈判和未来中国的想法。10月7日，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写在给柳亚子的纪念册上：“……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此诗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立即轰动政坛并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这个9月9日，还是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9时整，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下令，将日军降书交付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阅读签字。这标志着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及其军队为中流砥柱的中国抗战，胜利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