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晚上8 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 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10 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为节俭，让儿子穿姐姐穿剩的衣服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他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

    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

    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分离多年再见，已不识儿子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 年之余。三个大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在老战友的帮助下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66年，从仲勋隔离开始，家人就很难相见。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 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 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摘自《青年周末》2008年3月20日第1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