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辆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也征服了钱学森。如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些悠扬的乐曲声，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那个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要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音下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

    到了晚年，钱学森夫妇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与我相比，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蒋英这么认为。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乐诗人，是音乐哲学家。他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他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共同的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还和我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哩。”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了。他曾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学以及技术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他与蒋英爱情的结晶。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他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床前小桌板上每天都摆满了书籍，他思维的触角感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还不时地爆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就好像在他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晚年。

    2009 年10 月31 日上午，“科学元帅”钱学森在北京病逝，他的思维停止了忙碌。他的儿子钱永刚回忆说：“10 月29 日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吐了一下。老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我们就必须特别担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父亲体温有点高，于是立即送往医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被送往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的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哎，还是有点晚了。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最后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钱永刚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

    这就是一个随和而淡泊、亲近而崇高、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的钱学森，一个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