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4 年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 年与1992 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信发出去，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他的夫人蒋英如是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的确，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颁发过。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

    在崇高的荣誉面前，钱学森仍然像平常那样朴实、谦逊、平易、诚挚。在致答词中，他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讲几句“感谢话”，以“礼尚往来”，而是劈头就说了一句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话：“今天我不是很激动。”

    是不是他有点不识时务，是不是有点迂腐? 不了解他的人有点搞不懂，而熟悉他的人却说，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三次了，有一次就在不久前。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 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个人写的《工程控制论》和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交到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心情激动。

    建国10 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简直激动得睡不好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前不久，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 个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这一席话在人民大会堂如此庄重的场合讲，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细品一下，他又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得体、多么贴切又多么深刻啊! 钱学森看轻的是个人名利、荣誉，看重的是祖国、是党、是人民!

   祖国与人民，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 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他对美国朋友和科学同行十分友好，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但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绝不再去美国。1985 年3 月9 日，钱学森在给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写得十分坦率：“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这位领导中国航天事业的科学主帅，其思想、品德、情操，堪称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的爱国情结十分赞许。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钱学森怀着这样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本来也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既然学习飞机机械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 卡门教授门下。”钱学森很幸运，冯• 卡门这位以学风严谨著称的“超音速飞行之父”竟破天荒地接收了他。

    “在这里，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这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 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 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 年，钱学森留美后首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钱学森原打算留在国内，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反动黑暗，他大失所望。然而，他在失望中也看到了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新中国似乎就像婴儿即将呱呱坠地。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决定与我重返美国，以积蓄力量，准备为日后新中国效力。”

    回到美国后，人们发现钱学森变了，他接待来客更少了，工作更加埋头苦干，研究更加勤奋。他在悄悄地等待着祖国黎明的到来。

    1949 年中秋，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开始在心底盘算如何回归刚刚解放的祖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5 年多的折磨。他对我说他是中国人，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根本没有打算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在这5 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们的住宅捣乱，连信件与电话也受到了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诱惑，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在这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蒋英作为忠实伴侣，与钱学森相濡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终于苦熬到了获准回归的一天。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是在外交努力下‘奉送’回祖国的。”这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1955 年10 月，钱学森带着妻子与一双儿女转道回国，当时内心的激动自然难以言表。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来后，中央向他交代由他牵头组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设想，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的几间房子，作为力学研究所的筹备处。距此不远处，他们一家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尽管与美国洛杉矶那豪华的别墅式花园住宅相比显得四壁萧然，但这陋室毕竟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们终于可以坐在自家的书案前泡一壶家乡的龙井茶，我们那时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富有情趣且
有魅力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近九旬的钱学森依然一刻也不停止地学习和研究。他说：“我算是高寿了，比我的老师冯• 卡门活得还长。这要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50 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学森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中国第一枚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要想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献身精神，要有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决心，敢于攻关，不畏艰险，而不能投机取巧。如果说他今天有什么成就的话，可以说就得益于他具有这些素质。”蒋英如是说。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

    那期间，钱学森往往一去便是几个月，也没有书信寄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蒋英问他去哪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应付过去。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那段生活时，不无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 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接着，蒋英向记者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这颗导弹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了700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

    1960 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他回来后，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蒋英说。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导弹之父”钱学森虽然并不是具体抓每一项技术工作，但在每项技术工程里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智慧。后来由于身体的缘由，他不可能坚守岗位，但他仍然一直心系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科技工作者也处处可以感知他的存在。几十年来，受过他直接指导、得过他帮助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晚年的这位科学巨匠，仍然能条理清楚地与人对话，每天他靠在床前的小书桌上还能阅读字号不大的书刊。有人曾开玩笑说，除了腿脚不太灵便外，他身体的其他“零件”磨损得并不厉害。如果说他和爱因斯坦同样具有充满智慧的大脑袋的话，那么与爱翁头发蓬乱、胡须不修相比，钱学森显得更加潇洒飘逸、深邃空灵。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虽然所从事的专业各异，但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效力的心一样热。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钱学森与蒋英一样，喜欢听音乐，对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风格都十分稔熟，欣赏音乐的艺术品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