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大名以及他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60 余年的相濡以沫，以及妻子心目中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名和利

    中等个、长圆脸、总是笑微微的。钱学森吃过20年的洋面包，他的成就虽蜚声中外，可是他看上去就跟寻常百姓那样普通。正如夫人蒋英所说：“他其实很质朴、平易、谦和，这不止是我的印象，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都能谈得开。”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两家往来密切。钱学森与蒋英从小青梅竹马，互有爱慕之心。哲人说，爱是彼此心灵的联盟。爱侣之间常常被对方美丽的东西所吸引，包括人品与学识。钱学森与蒋英便是这样。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 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一生对金钱、对地位、对荣誉很淡漠。”

    “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人民幸福。”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一个月只有300 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拿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1958年至1962 年，钱学森曾拿到好几笔上千元的稿费，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是钱学森对这些钱并没有动心。他拿到这些稿费后，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高，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香港有关方面为表彰钱学森在中国科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曾先后奖励他两笔奖金。第一次，钱学森让秘书将100 万港币的奖金直接捐给了西北治沙工程。第二次又是100 万港币。蒋英说：“我们都老了，是不是……”钱学森幽默地回答：“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不久，这100 万元又如数捐了出去。

    1964 年，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普通青年郝天护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指出“钱所长”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个方程式推导有误。未料，一个月后郝天护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 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如此坦荡，如此关爱。“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今已白发苍苍的东华大学教授郝天护动情回忆。郝天护珍藏的这封信，只是钱学森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给千余人和单位的数千封亲笔信中的一封，信虽不长，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感受到一位科学家治学严谨的精神。

    钱学森也写过“尖利”的信：“我对经济学只是个小学生，怎能滥竽充数，混迹于学术顾问委员会之中? 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我决不败坏学风。所以退回聘书，请谅!”这是他对一家出版社诚聘他为中国市场出版公司顾问的回信。他生怕别人不按他的意见办，还将聘书中“钱学森”3 个字用红笔画了个大“×”。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一般人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说自己宁可什么‘官’也不当，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他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如有所得，就十分高兴。”蒋英说得很平实，却使听者心底升起一缕缕敬意。

    不知细心的人们是否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难道钱学森是被降职了? 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 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 岁的钱学森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荣臻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1985 年，中国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由钱学森担任第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学森( 科协二届副主席) 致闭幕词，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第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 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学森同意致闭幕词。但是当他在致辞时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盛情难却之下， 钱学森才不得不出任了下一届科协主席。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 钱学森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 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大家知道，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钱学森并不算这个细账。在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 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一个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