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路军败局已定的时候，此时的西路军不在于能够消灭多少敌人，最紧迫的任务是采取何种方式才能保存有生力量。西路军领导人虽然难以改变西路军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还可以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可能保存西路军的有生力量，特别是使西路军的骨干得以保存下来。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布置工作。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高级干部必须立场坚定，要有摆脱危机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这是部队稳定的基础。这个时候更要强调全军的团结，团结一致是摆脱危局的重要保证。尤其要严禁部队再和敌人进行决战。要将坚决抵抗与适时避战结合起来。既要为了保存实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战斗，又要有在紧要关头舍生忘死，拚命战斗的精神准备。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鼓起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以一当十，英勇拚搏，果敢战斗，人人具有拚命到底的决心。要认识到在特殊情况下进行阵地战和消耗战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为了全局利益而作出的局部牺牲。必须强调部队动作的机动性，抛弃不必要的物资装备，将不能随军行动的人员设法安置民间。但是从后来西路军领导人的作为来看，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由于能否进行歼灭性作战直接关系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问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对西路军在河西能否进行歼灭性作战作出准确的判断。

    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陷落前，西路军由于还具有较大的兵力，尚有进行作战特别是打歼灭战的自主权。而这时西路军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陷落前没有打成歼灭战，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还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和民情，根本就难以打成歼灭战呢？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前，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民情难以打成歼灭战，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歼灭战会更为困难，因而不能因为一个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就形成西路军能够在河西地区打成歼灭战的判断。这个时候西路军必须迅速离开河西，否则就非失败不可。

    如果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前没有打成歼灭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造成的，那么这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失误。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通过改进指挥方法，提高指挥水平，同时也要从高台陷落后甘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结合以前的战例进行研究，在西路军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西路军到底还有没有进行歼灭战的实力。如果不能进行歼灭战，那么就应该及早离开河西，而不能在此滞留。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能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进行果断决策，那么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这方面的判断上恰恰出现了重大失误。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在高台陷落前没有打成歼灭战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民情难以打成歼灭战，那么他们就不应在确定东进的情况下由于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转而西退。因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河西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同时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还有不少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退仍然是难以打成歼灭战的。西洞堡战斗的胜利给予马家军青海宪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使马家军在追击西路军的时候不敢再如此嚣张，而要有所收敛，因而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不是为西退而是为东进创造了条件。

    我们从西路军最终由东进转为西退来看，西路军领导人并不认为打不成歼灭战是由于河西敌情、地形、民情的限制。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是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民情的限制打不成歼灭战，那么是不会停止东进而又转为西退的，这岂不是自寻死路？

    既然西路军领导人并不认为打不成歼灭战是由于河西敌情、地形、民情的限制，那么他们就认为打不成歼灭战是由于他们指挥上的问题。既然是由于他们指挥上的问题，那么以前打不成歼灭战，在高台失陷后就能够打成歼灭战吗？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判断在高台失陷后，他们在指挥上改进了没有，如果没有改进，在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还是打不成歼灭战的；如果在指挥上有了改进，那就要深思，在这种兵力条件下到底还能否再打成歼灭战。如果打不成歼灭战，那么就必须离开河西，否则就只有全军覆没的结局。

    从他们转而西退看，可以判断他们认为自己是能够打成歼灭战的。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西退的。那么在高台陷落后兵力锐减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判断自己能够打成歼灭战的呢？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指挥改进了，从主观指导上就可以进行歼灭战了。至于兵力上的锐减，他们认为可以得到河东红军主力的援助来弥补西路军兵力的不足。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打歼灭战所需要的条件缺乏审慎估计，认为只要指挥改进了就能够打歼灭战。就是指挥改进了，如果缺乏足够的兵力进行调敌，乃至将敌包围歼灭，也是打不成歼灭战的。至于企盼河东红军援助，则显然是对东进西退路线及河东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也就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由东进转为西退还是由于受到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我们先来引用几封电报，用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看一看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的争论，然后再作出进一步分析。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338]

    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党中央：“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既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339]

    二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委委员会：

    “作战行动时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340]

    三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情况。”

    “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对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及（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341]

    三月四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的估计。”[342]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联名致电中央及军委：“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343]

    三月十七日，中央及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344]

    从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认为是军委没有及时派遣河东红军主力援助西路军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军委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西路军失败固然有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的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而依靠外力援助。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及群众工作上的错误也是重要原因。那么，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两种解释，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西路军领导人是正确的呢？是不是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职权将西路军受损失的原因强加给西路军领导人的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东进路线认为，我党工作的重心应当在河东，而不是在河西。由于河东无论在经济条件、人口、民情等方面均优越于河西，河东要比河西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占据河东还可以向东发展，迎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前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身处河东还可以及时向华北、华东、华中进军，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而如果将我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河西，由于河西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形等因素的限制，就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如果国民党中央军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只能局限在河西地区，这不仅使我党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不能承担起领导的重任，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还会进一步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由此我们看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由于河东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发展条件和潜力要远远超过河西，这就决定着我党的根本利益只能在河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确定了东进路线。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在河东建立根据地必然会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围剿”，由于红军主力退出原先的根据地后，遭到很大削弱，革命又处于低潮，因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处于劣势。为保全红军主力，就应当向河西的甘肃、青海、新疆地区进军，将我党工作的重心放在河西，而不能将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置于河东。我们看到，在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下，西路军领导人几次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西路军失败前夕，还在向中央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要求。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我们从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不在河西。我们从当时红军兵力的分布上可以看到，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在河东，而西路军占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且红四方面军两个主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均在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重兵威胁之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河东红军甚至有打到外线去的计划。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顾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命令河东红军去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河东红军援助河西，兵力较小，不仅缓不济事，还会重遭西路军的困境，遭受损失，于事无补。如果兵力较大，必然会严重消弱我党在河东的防务。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军重兵压力之下，一旦我党失去了河东根据地，被压向河西，不但将导致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局限于河西地区，而且还会使我党失去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这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我党领导的工作重心在河西，因而主张向甘肃、青海、新疆进军。而产生西退路线的原因是由于对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作了悲观的估计，因而缺乏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这种缺乏战胜敌人的信心确是张国焘西退路线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看，河东显然比河西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仍然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进行援助就表明了他们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信心的不足。这种信心不足不仅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缺乏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而极力主张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上，同时也表现在他们因对在河东击败敌人建立根据地缺乏信心而极力主张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上。

    中央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是因为西路军在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上有战胜敌人的兵力基础，而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中的地位及面临的敌情上河东红军又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从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出发，依靠自我，通过歼灭战来破敌，而是不切实际地寄望于河东援助。这样不仅影响到他们在河西的作战，也导致他们难以对西路军能否返回河东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恰恰给西路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才成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在东进西退路线上的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东进路线，认为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东也同时面临着国民党重兵威胁的情况下，从当时河东河西兵力的分布来看，河东已经难以再向河西派出兵力。而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认识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反而认为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西，因而才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一旦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在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下，我党必然会失去河东根据地。而一旦失去了河东根据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这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发展潜力上均将我党置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会极大的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