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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一)
2012-07-11 17:08:36
作者:郭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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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西路军东进是为了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吗?

    当时蒋介石让国民党中央军位于渭水流域,而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于渭水之北。这样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南临渭水,东西有黄河阻隔,北有大漠,发展潜力有限,战略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因而中央就考虑在陕南驻军,以便以后一旦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时候,能够起到策应作用,而不致于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央确实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为了争取能够在陕南驻军,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将西路军东进说成是为了一旦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则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有出入。

    这里的关健在于西路军是不是为了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以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需要而东进的?我们看下面这封电报。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之计划。[275]

    西路军东进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是说在西路军东进后的驻地位于甘南,正好与红军主力在陕南互相配合,这样可以打破国民党中央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

    这里到底是中央调西路军东进,驻扎于文、武、成、康地区的呢,还是中央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的情况下,把西路军驻地安排在文、武、成、康地区的呢?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东进是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后报经中央同意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的前提出发,又从打破国民党军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现实要求出发,才令东返后的西路军驻扎于文、武、成、康地区的。而不是中央处于打破国民党中央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需要才命令西路军东进驻扎于文、武、成、康地区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如果象徐向前说得那样是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到达凉州,而后准备视党中央与国民党就我党在陕南驻军谈判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夺取文、武、成、康地区,那么在随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276]的电报中,授予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就显得有些不合章法。中央因为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西路军东进,但是却又突然放弃了东进的要求,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行动方针。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说变就变,显得太随意了。这并不符合我们了解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策的一贯作风。

    因而,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东进的决定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要求。这样中央就计划安排东进的西路军在东渡黄河后驻扎于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这样正好与陕南红军配合更便于打破国民党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277]后来在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表示东进困难重重后,[27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徐向前回忆中的错误在于他从中央的这封电报中同时看到了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和西路军东返后的驻地安排,因而就认为西路军的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打破国民党军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需要,处于这一目的中央才命令西路军东返后驻扎在文、武、成、康地区的。这样就把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才命令西路军驻在文、武、成、康地区,和中央为了配合河东形势需要而令西路军东返混淆在一起,认为是中央贻误了西路军西退的时机,致使西路军为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而损失严重,得出中央应对西路军失败负责的结论。

    从以上对徐向前在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东进的回忆的评析中我们看到:

    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是奉中央的指示为配合河东形势而东进的;西路军东进是为了一旦内战再起策应河东红军向河西退却的重要一环;西路军东进占领凉州是为了造成我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时在河西红军驻地上的口实;西路军东进是为了一旦我党和蒋介石在陕南红军驻军问题上达不成协议时,就派西路军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以打破国民党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

    我们联系当时的史实经过分析认为,西路军东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蒙受巨大损失,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同时西路军领导人也认为单靠西路军自身的力量难以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首先提出并经过中央同意的;一旦内战再起的情况下,河东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主力向东南方向发展,出商洛,进豫西,转战京汉路,到达川陕交界地区,本身就没有计划向河西退却,因而西路军东进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向河西退却的说法“压跟就站不住脚”;中央是从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东进的前提出发,才考虑将西路军部署于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以便与陕南红军共同配合打破国民党军将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计划,而并非是为了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才调西路军东进的。

    作为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向前,当然清楚西路军东进的真实情况,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回忆与我们根据当年中央与西路军来往电报的解析存在如此重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由于年代的久远,对当年的许多事实淡忘了呢,还是由于不堪回首当年那令人“愧悔”的惨痛一幕,再加上年事已高,已无力查阅当年双方来往的大量文电资料,结果在“助手”的导引下,听信了他们关于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的“新见解”了呢,亦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评述,恰恰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进行了巧妙地转移,从中告诉人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无疑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我们通过前文知道,西路军领导人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军委电报中说他们准备二十一日晚全军出动东进,中央随即于二十一日二时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西路军于二十一日晚全军东进,要周恩来告诉于学忠准备策应西路军东进。
一月二十三日九时,西路军致电军委:

    (一)黄超率五军余两个团、直属,三十军全部,海松率七十五团及指直全部,今(东进)至西洞堡,树声率九军七十三团、八十团、骑团在龙首堡暂休整一两天,备击来敌。

    (二)据查振堂、克明与三十九团、四十五团、特团四个连、骑兵两个连、军直少数,加新兵数百,共三千人,每人炸弹两个,物资较齐,全部牺牲。振堂、克明据回人称,已战死。敌每次攻城均猛击。二十日晨,敌以两千余人分三面攻城,城上不遵守永昌经验及我方突出,每面只一连人,警戒疏忽,敌从民团争取之新兵处爬上。敌上城后,才全部死战三小时,敌伤亡奇重。……经验正研究中。五军现以玉清任军长,黄超政委,谢良政主,毕占云参长,编三个团,各四个连,现正提高信心,正组织研究战术,发扬战力,提高士气。前晚突围,少数损失,四十三团开小城。

    (三)敌正防我东进,马禄骑旅防守山丹,韩旅固甘州及沙河堡防堵,马配合民团固高台,余一团及马彪旅、步康一步旅,现兵力分散,骑兵行速。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指直仍三四千人,妇女小孩占千人,新病号增加,行动笨重,当求轻便。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

    (四)黄河开冰期何时?我们造船师失落,到古浪、士门后,究到何路渡河,何地集中?……敌胡、毛、王情况。转告电台日夜与我联络。[279]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西路军和马家军的兵力分布情况,着重就红五军在高台之战中的损失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汇报。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台是在二十日晨马家军爬上城墙经过三小时激战后才失守的。马家军是从红五军招收的民团新兵处爬上城墙的,而且高台守军部署不当及警戒疏忽也是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新兵的哗变,再加上没有部署不当及守城的疏忽,在马家军(含民团)二万余人的进攻下,如果高台守军没有得到西路军主力的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又不允许董振堂率领的高台守军突围,也只不过是迟延一些时日罢了,高台的失守是必然的。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虽然表示经验正研究中,但是却没有总结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教训及应负的责任。

    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又报告了马家军的部署情况,他们意识到马家军已在山丹、甘州和沙河堡驻有部队准备拦截,这成为他们后来对东进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时还尚未表现出来)他们也向军委反映西路军行动笨重,难以急速前行,并且表示西路军要进行整顿,在行前或行进中准备消灭敌人,为东进创造条件。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询问黄河开冰期来看,他们东进是为了东渡黄河,返回河东的。

    由于西路军行动缓慢,而马家军对东进的西路军进行了围堵,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对他们提出的东进主张又产生了动摇,提出了西路军行动方向上的三种选择。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及彭德怀、任弼时:

    (一)敌企图拦头堵我东进,迫我西进,马彪、韩起禄今到甘州,元海率马禄旅及步兵各一团在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起功率团约在拒敌堡,马朴旅有东调尾我,息甘州一团,丹、永无兵,高台有民团。

    (二)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临泽)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需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现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行动。

    (三)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驻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一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

    (四)西安局面发展如何?胡、毛、关南移,朱绍良为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否或马上爆发战争可能,如攻兰州,于学忠态度如何,马鸿奎、马鸿宾态度与兵力位置各方情况,新疆态度如何,请常告。

    (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六)五军过黄河时为三千一百人枪……现余人千七百,内非战斗人员约八百,枪五百,弹每枪二、三粒。西路军已集中,随带彩病员一千,妇一千,小孩残废三百,如安下即被杀害,安下又赶来,随行笨重。西路军全军人数一万四千余,内战斗部队不及五分之二。全部电池只能用一个月。”[28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报告了马家军的兵力分布。从兵力分布上看,马家军已经对西路军进行了围堵,同时由于驻守临泽的红五军没有及时撤出,部队需要整理,延误了时间,导致敌人施行拦头。这种状况对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信心产生了重要影响。敌人是骑兵行动迅速,而西路军则行动笨重,既使用急行军、夜行军的方法也难以摆脱敌人,由于道路、地形、就粮困难,因而难以调敌,西路军需要延长时间到达黄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在坚持东进的条件下,根据面临敌情的不同,提出西路军行动方向上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转而西退;二是经民勤向宁夏定远营发展;三是向青海西宁、大通方向发展。最后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西路军现有兵力一万四千人,内有战斗部队近六千人。

    这封电报是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东进产生动摇的重要标志。西路军领导人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电军委要求东进,到这一次对东进动摇仅三天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又发生动摇了呢?从电报中可以反映出的是马家军已经拦头,在西路军东返的路上部署下重兵,同时西路军行动笨重,而马家军的骑兵机动性强,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觉得东进的先机已失,因而对东进发生了动摇,提出向宁夏和青海行动的主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发生动摇还与他们一贯坚持的西退主张有密切关系。西路军损兵折将,蒙受巨大损失,才打到甘西,如果就这样返回河东,以前的努力不就是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了吗?这也是他们对东进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西路军领导人根据东进敌情提出的要求,从维护西路军自身安全和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军委主席团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281]

    在这封电报中,根据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西路军可能向三个方向行动的提议,军委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军委要求西路军东进以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怎么就轻易的放弃了西路军东进的要求而授予了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呢?因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军委命令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说法起码是令人怀疑的。军委仍然表示如果西路军决定东进,届时将派兵到靖远河边策应西路军过河。根据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笨重,贻误军机,军委要求他们彩病、小孩、妇女望地安置,使全军轻装,便于转移,行动击敌。当然,将这些人员安置在民间,在没有主力部队保护的情况下,他们的人身安全是难以获得保障的。虽然忍痛割爱,但是还得必须这样作,这是为了主力部队生存和转移必须作出的牺牲。否则,就只有同归于尽。从革命大局考虑,这样作当然是必要的。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因红军主力进入西安地区,积极团结张、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和平解决,现在获得相当成效,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

    (乙)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

    (丙)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丁)杨旅只一个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都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戊)行进中,讲求集团秘密,埋伏,诱敌,迷敌,依敌来击敌,是最重要的。深入的政治动员,坚决不依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在困难环境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赞助,是重要的保障。”[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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