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研究过程中，不求甚解，引用西路军领导人在这封电报中向军委报告东进目的的有关内容，用西路军东进从客观上起到配合河东形势的作用，来作为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的“证据”，就显得有些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因为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进的理由，而并非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命令。将西路军要求东进的理由和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命令混为一谈，如果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是别有用心的。

    鉴于西路军决定东返是一个重大事件，因而毛泽东非常重视，在一月二十一日一时收到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后，二十一日二时，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267]

    我们看到，毛泽东首先向周恩来、博古通过了西路军东进的原因。向西环境险恶，又有马家军的堵击，高台陷落，西路军蒙受巨大损失，而且西退的道路被封死，在高台、临泽地区不能立足的情况下，西路军就只好东进。

    关于在电报中通报的攻破高台，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的情况，我们看到在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没有这个内容，那么毛泽东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获悉这个消息的呢？我们分析或者是毛泽东通过情报渠道获得的，或者是西路军领导人电告军委的。也就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获悉高台陷落的消息后立即将此事电告军委，而后西路军领导人才研究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在他们决定后又于二十一日一时电告军委。我们倾向于认为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二十一日
    一时前将高台陷落的事件电告军委的。

    毛泽东要周恩来、博古与东北军于学忠协商，要他们派兵策应西路军东进。至于后面说“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电文中没有说明是与谁交涉。我们分析后认为应该是南京政府，向南京政府表明西路军是离开河西抗日，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不要阻拦，能够约束二马，不要向西路军攻击。这样我们看到，中央让周恩来、博古利用与东北军、南京政府的统战关系来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条件。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高台上下境况的巨大差异，同时苏联援助的不能及时到位，中央电令西路军暂时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由于高台以西环境的险恶，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集中全力，向东发展的方针，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同意。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鉴于当时西路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集中全军东进的行动方针。中央随即电告周恩来、博古让他们利用统战关系为西路军的东进创造条件。

    前面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是极力主张西退的，但是在西退遭到重大挫折，西退之路已被封死，而又难以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出东进的决定。东进在当时是不得已的选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随着西洞堡战斗的胜利，西路军领导人才又中止东进，变为西退，这样也就铸就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徐向前回忆道：“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转移，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
    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在此期间，中央还有另一层考虑。谈判中，我党原来要求整个红军的驻地，是兰州、凉州、肃州、宁夏地域。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如照此案与蒋妥协，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完全封锁于渭水以北，处于进退失据境地的危险。中央认为，接受上述方案，则必须以陕南留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如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那末，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迫蒋认可。因此西路军的东进目标，第一步为凉州，第二步将视我党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268]

    这是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关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转而东进的评述。从这段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问题：

    （1）中央指示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这个论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观点。

    ①西路军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的。

    西路军果真是中央要求其东进的吗？从目前公开的电报中我们看到，确实一月十六日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出现了 “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的文字[269]，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说明在一月十六日军委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前应该有一封西路军领导人关于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致军委的请示电，现在这封请示电尚未分布。而军委一月十六日电报是军委对此前西路军领导人就西路军行动方针（即“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致军委请示电的复电。从这封复电中我们看到，军委“同意”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向东发展的方针。而“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则是军委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这个行动方针基础上所作的指示。我们看到军委对西路军向东发展的指示恰恰是在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方针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我们不能离开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而去片面地强调军委所作出的这个向东扩张的指示对西路军东进所起的作用。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致军委的电报中看到“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270]，这显然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从二十一日晚全军集结出动东进，这又怎么能说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呢？（前文对此有过考证，此不赘述。）

    上面我们提到的军委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是军委“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这就表明西路军向东发展乃至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作出决定后报经中央同意的，而并非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当然不能把西路军提出并报经中央同意的东进决定当成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决定，如果非要这么说，岂非常识上的错误？关健是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的电报，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没有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命令，而去引用一些电报中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西路军东进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还有牵强附会之嫌。

    ②西路军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东进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决定的。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二十一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就致电军委决定东进。西路军东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高台以西甚荒凉，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被堵死，也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单靠西路军是难以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认识有关。

    当然我们客观上也承认西路军东进确实对河东能够起到一定的策应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西路军东进能够对河东起到一定的策应作用就反过来说西路军东进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更不能因为中央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乃至东进就说是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的。如果拿不出中央要西路军东进的命令以及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指示，任何说法都显得有点儿牵强附会，且有诡辩之嫌。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这种说法还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271]的授权相矛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来配合河东形势的，怎么会在几天之后河东形势没有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就变更了要求西路军东进的方针，而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权力呢？当然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讲明了东进的困难啊！要是这样的话，恰恰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民主的，并没有置西路军的安危于不顾，一味要求西路军东进，而是在行动方向上充分尊重西路军领导人意见的。

    我们可以设想，对于一支担负独立战略任务的外线作战的部队，中央怎么会因为河东形势的变化，出尔反尔，一会儿命令西路军东返，一会命令西路军西退，这岂非儿戏？河东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央计划率领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怎么会命令几千里外的西路军不顾安危千里迢迢东进以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呢？我们从前文引用的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询问渡河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到，西路军东进是计划东渡黄河的。在河东主力红军要转移到处线作战的情况下，中央却要西路军东渡黄河，几天后却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决定，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因而，我们认为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中央作出了要求西路军东进的决定，说西路军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把西路军东进后客观上对河东形势起到的策应作用和西路军东进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混为一谈，把西路军东进后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当成了西路军东进的主要目的。正是这种混淆才成为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东进产生错误认识的的重要原因。

    （2）河东红军是要退向“河西地带”吗？

    从徐向前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内战再起，党中央领导的河东红军为了准备广阔的战略退路，计划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中央调西路军东进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与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中央关于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及有关部署的电报相抵触。

    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大军压境。在河东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一月八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 [272]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河东红军的发展方向不是河西地带，而是东南方向，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到平汉路，到进“剿”陕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后方去，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在这封电报中提到了河东红军主力到外线与处于内线的红二方面军之间的策应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到西路军的配合问题。

    一月十一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于蒲城，威胁陈诚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很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273]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仍然没有提到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作战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河东红军主力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平汉战的方针，使红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协助红军主力转移，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并请周恩来、博古说服杨虎城同意中央的这个作战方针。

    如果说前两份电报时间还比较早，那么我们下面引用一份西路军领导人决定西路军东进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电）中央关于河东红军发展方向的电报，看一看中央关于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及有关部署有没有变化。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274]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关于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没有变化，仍然如前面一样是向东南方向发展，出商洛，到豫西和川陕之间，转移到外线去作战，而不是向河西退却。在电报中提到转移到外线作战的河东红军主力与内线作战的红二方面军之间的策应配合问题，而没有提到西路军如何配合河东作战的问题。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河东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制定了河东红军的作战方针。这个作战方针规定河东红军主力向东南方向的商洛，豫西和川陕转移，而不是象徐向前说的向河西地带退却。中央根据这个作战方针作出的部署中规定河东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红二方面军处于内线作战。通过内线与外线的策应与配合，来打破国民党中央军的进“剿”。当时西路军根本就没有被中央列入河东红军粉碎国民党军进“剿”的部署之内。

    （3）西路军是为了赢得“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而东进的吗？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时期，我党也正在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西路军问题确实是我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现已公开的大量电报显示，我党是希望通过谈判为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创造条件，比如红军整编后西路军的合法地位问题，西路军的防地问题，要南京政府约束二马进攻西路军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确实的。

    至于说西路军东进占领凉州是为了赢得“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就有些牵强附会了。我们承认如果西路军占领凉州，在河西占领的区域越大，我党在西路军问题上谈判时就会越发主动，越有利于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认可我党在河西的力量及根据地。但是将西路军行动方针的改变，东进占领凉州，说成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赢得与国民党谈判的口实，以便迫使国民党承认西路军控制凉州到肃州一线，就与我们了解到的史实不合。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不要依赖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通过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以便在河西站稳脚跟。由于河东力量所限，中央虽然没有为西路军提供直接帮助，但是除西安事变期间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中央也没有提出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央就连在河东形势恶化红军主力准备转移到外线作战的情况下，都没有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要求西路军来配合河东形势，又怎么会为了造成谈判桌上的口实而置西路军的安危于不顾贸然要求西路军东进呢？这种不顾西路军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片面要求西路军东进以扩大根据地，为我党在与国民党谈判桌上赢得口实的作法，并不符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决策作风。

    因而，我们认为把西路军东进说成是为了赢得“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是一种附会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