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诞生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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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诞生和实施

2007-07-05 09:37:52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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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把握政策着力纠正“左”的偏向
    对于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动向，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在陕北艰苦转战中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密切地注意着。
    1947年7月靖边县小河村中央扩大会议上，党中央就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作法。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心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强调“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把基点放在长期支持战争上”。会后，任弼时受毛泽东委托开始集中注意力了解、收集和研究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和土改的具体政策问题。
    晋绥地区出现的土改“左”倾问题来源于康生、陈伯达的土改试点。
    1947年2月，中央派康生、陈伯达到晋绥，分别在临县的郝家坡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下车伊始就批评晋绥土改右了。他指着晋绥编写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说：“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定，那是搬教条”，“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的，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东西在重庆或许还可以用，在晋绥是不能用的。”甚至下令将后来毛泽东称赞为“马列主义文件”的小册子烧掉，随着，他提出划分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三条都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用陈伯达的语言说，是要查三代历史，看铺的摊摊大小和看政治态度。这样就搅乱了标准，扩大了打击面。康生所在的临县，据121个行政村统计，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占总户数的16.3％；陈伯达在后木栏于村，为了查三代历史，竟派人去查看墓碑，全村53户，定为地主富农的21户，占户数的40％，远远超过了地主富农合占农户8％的正确估计。这样就把一部分富裕中农错划成地主，中农错划成富农。抗战期间，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中央正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土地改革开始后，不少基层干部阶级观念模糊，有的包庇地富，有的多占斗争果实。在运动中对他们进行的严肃批评是应该的，其中有些干部对康生等的错误做法不满，于是康生一律把他们看成是土改运动的阻力和“绊脚石”，提出要“搬石头”，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抛开党的基层组织，甚至发展到解散党的县委。在7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康生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以致流毒各地；而晋绥地区则越演越烈，发展到乱斗乱杀，破坏统一战线，把爱国人士、开明绅士、晋绥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牛友兰游斗致死，副议长刘少白在3000人的斗争大会上，被当场宣布撤职。
    任弼时读了《晋绥日报》发表斗争刘少白的长篇报道和《土改通讯》上《后木栏干调查报告》时，感到非常吃惊，非常不安。他特地请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过河来汇报情况。
    9月26日，中央工委在对中共冀东区党委指示中曾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这是从抗日战争转入人民解放战争后，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反映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新情况，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因此，任弼时在“再三考虑”后，致书毛泽东，一面同意将工委原电转发各地“采择试行”，一面建议在原电中加两个“注”：“一个是指出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他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写道：“现在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其中只有少数好的中农参加，如用农民代表会，则将有一批中农也不能参加，而用人民代表会，人们感觉要民主一些”。另一个注是，在指出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的限制。
    对新式富农多余财产的处理，任弼时谨慎地写道：“究应如何处理为妥，还无成熟意见”，提请毛泽东“考虑一下”。
    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这样，在中共中央转发工委的指示时，在政权名称处加上了：“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中央注”；在地主富农“均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处，又加上“新式富农除外——中央注”。这两个注，对于团结全体中农及其他阶层人民，在民主权利上区别对待新式富农起了很好的作用。任弼时认为纠正群众运动中“左”的倾向，关键是要确立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他从中央苏区到湘赣苏区，以及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多次面临过这个问题，因此，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最后写道：‘“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得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因此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对这个问题，既需要作历史的考察，又要研究各地现行的做法。 1933年10月，毛泽东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曾经起草过一个《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批准后下发执行。但这个文件这时已难以找到。1月下旬，任粥时终于找得了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入29日中央决定将这两个历史文件略加删节，经新华社电告各地。中央指出两个文件中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分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要各地党委、政府、农会及土改工作团根据“具体情况，参考此项文件，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各地“规定阶级成分时，应召集有经验与有正确观点的同志开会，经过正式讨论通过，并将有争论之点电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话：“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与此同时，毛泽东派胡乔木专程将这些文件送给晋绥分局的领导干部，请他们改正划分阶级中的混乱现象。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对政治、军事、土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5日，毛泽东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中总的经验，阐明了土改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提出了“为了坚决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同时他认为，在土改和整党方面，要注意“左”右两种倾向，反对对于消灭封建阶级和驱除党内坏分子的动摇，反对对工商业和知识分子、对开明士绅的冒险政策。地主阶级中，和我们同过患难的人士，在不妨碍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个别情况加以照顾还是必要的。杀戒问题，也要反“左”反右，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从群众利益着想当作劳动力保存。
    28日，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提出，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儿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
    周恩来、任弼时也对土改中的“左”倾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使十二月会议精神全面、准确地在全党贯彻下去，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会议的简报。后来经过几度修改，形成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原则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决定草案中强调了“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同时又批判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党的政策是团结中农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全国，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封建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在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时，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新富农和旧富农，对地主和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以及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
    毛泽东还对辗转来到陕北报告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说：去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的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达到彼岸的潮流，一直流向大海，是成功的。但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逆流。要把这个浪花反掉，要把三个过左倾向纠正，这是一个完整的精神：维护主流，反对浪花，革命成功，一定反“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示了最大的决心，他说：党的经验是痛苦的，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资产阶级破裂时，主要是“左”的危险。在这上面要反潮流，宁可反到只剩我一个人，保持光荣的孤立。
    对十二月会议强调土改中反“左”的问题，中央工委有相同的认识。刘少奇在中央工委讨论十二月会议的决议时说：今天只有“左”倾能挽救蒋介石命运，胜于美帝援助。因此，凡是牵扯到群众性问题，都应提到政策上去解决。
    受中央委托，十二月会议以后，任弼时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专门组织了调查研究。
    1948年1月12日，在杨家沟小学的大教室里，任粥时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稿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传达了中央扩大会议的有关政策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阐明了：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六个方面的问题，这是纠正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力作。
    根据什么标准划分阶级呢？任弼时说：“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在农村，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因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这关系到毛泽东告诫我们的“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自己”问题。但蔡家崖行政村却错误地加上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三项内容，所评定一百二十四户地主富农中，有五十多户是错的，他们被“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他具体阐明了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后说：区别富农与中农，“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他根据中央最近决定，在报告中宣布：中农如雇人放牛或拦羊，请零工、月工，甚至雇个把长工，或有少量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债，“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这项新规定比一九三三年规定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更宽一些了。毛泽东在划分阶级问题上，加写了一段话：“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分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那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关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任粥时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占人口的比重，“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他们在过去打日本人和现在打蒋介石，出钱出力不少，支援战争有功劳，现在我们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在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新老中农，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比较完备的生产工具，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因此，错订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纠正”，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在这里，毛泽东又尖锐地加写道：侵犯中农利益，“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和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在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问题上，任粥时指出：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为保障斗争胜利，他从策略上提出了三个“区别”对待：对地主与对富农，斗争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不但混淆了政策，过火地打击富农，是会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斗争严厉些，打下其威风，“是必要的”，中小地主与非恶霸，只要拿出土地财产来，政治上低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任粥时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说：“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发展的机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我们对地主个人所以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其劳动改造，是“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而且，“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为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为了发展生产力，他强调“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任粥时还阐述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对任粥时的这篇讲话，毛泽东给予高度的重视，他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二月会议期间，中央工委送来《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鉴于当前“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建议“不发这个书面指示”，而是“针对目前运动中发生的新鲜问题”请刘以个人名义写几篇文章发表。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3月17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粥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粥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深深感觉到几个月来土改运动发展中已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单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党的若干指示文件，已很难使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央应详细制定一个比较完备的文件，具体指导土地改革中划分社会各阶级等项工作，以便在土地改革这个伟大斗争中，既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又不要因为划错阶级成份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的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规定草案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革命”、“划阶级的标准”等各章节中，作了许多理论性论述和政策上的界定。
    2月15日，中共中央将这个规定的草案发给中央工委、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高级领导机关讨论并提出意见。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讨论规定草案的通知中说：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存在着的关于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的注意到这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后来，这个文件因各种原因没有公开发表。但是，由于文件对划分阶级的方法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政策做了明确的规定，并在各地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因此，它对土地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关注并考虑不同地区在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时采取不同策略的问题。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写了一份报告给西北局并中央，他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与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基本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超过总户数的20％，许多原先的地主富农土地早已被没收，参加劳动最少在八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他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几天后，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非常重视，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同时，他还提议仲勋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到各县巡视。1月20日，根据习仲勋再次汇报的西北老区情况，毛泽东批示，要求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相同情形的，一定要密切注意“左”的错误，并指出“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习仲勋的建议是针对西北老区的，毛泽东在吸收和采纳这些意见时将老区的范围扩大至包括抗战时期建立的所有根据地。
这    段时间，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新区土改政策问题。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提出几个问题请他回答。主要是新区土改究竟是按照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暂不动富农和某些小地主；是否要把新区划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政策；以及在新区如何争取更多的阶层和人士与我党合作。1月22日，毛泽东又就新区土改给粟裕一封长电，初步提出新区土改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第二阶段，再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他还修改了原先在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的设想，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完成土改。毛泽东说，土改工作不能性急，“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2月3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中，概括地提出了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基本原则。即：在日本投降以前建立的老解放区，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不是再来分配一次土地；占解放区绝大部分的半老区，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平分土地；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应分两个阶段实施土地法。随后，毛泽东又分别致电各大区的领导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对各地的经验和建议毛泽东十分重视。例如，收到邓小平2月8日关于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他很快批示转发，并写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2月15日，在进一步吸收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入对新区如何开展土改工作做了全面细致的说明。
    在整编党的队伍方面，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存在着对党内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的缺点，许多地方在开展整党运动初期，也出现了“左”的偏向，如上级党组织派出的工作团对当地党组织和党员一律不信任，把他们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甚至出现发动群众胡乱斗争党员、干部，轻率停止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或地富出身的党员的党籍等严重现象，给当地的党员、干部造成伤害，影响了土改工作的正常进行。
    对此，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根据平山县整党的典型经验指出：各地整党工作创造的许多方法中，以经过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指示客观估计了党内的实际状况，强调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因此，除了对少数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应坚决清洗出党以外，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对于犯有轻微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这些原则性规定，使结合土改运动进行的整党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一方面纯洁了党的队伍，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一方面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包括犯了错误又愿意改正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的各级组织在土改运动中正确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对批斗开明绅士的错误作法，中央也着力纠正。毛泽东曾致书刘少白说：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共中央东移西柏坡途中，毛泽东在晋绥严厉批评了晋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杨尚昆回忆说，毛主席批评我们，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杨尚昆认为，这个批评是严厉的，也是正确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毛泽东还对土改中“左”的错误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后，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非常重视。7月，经他们审定，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其中指出，毛泽东所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但其结果，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实行土地改革后，要避免农民群众重新分化，绝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而是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努力，土地改革这场深刻变革封建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伟大群众运动，逐步走上有分别、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健全发展轨道，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准备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必要条件。对全国土地会议及出现的“左”的错误，刘少奇在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有一个评价，他说：“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
    刘少奇认为，“土地会议确定两条：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整党问题，讨论虽然较多，但偏重于思想，也没有具体办法。土地会议，也提出防止“左”倾，也反对了一些“左”倾错误，如杀人、扫地出门，也不赞成动工商业（但不够坚定）。当时会场上的精神状态是包含许多不健全因素的，但没有注意到，没有予以严厉的批评，也批评了，但批评得不够，惩办主义也批评了，但大家听不进去；有个别人也提出些不正确的口号，如“贫雇农路线”、“干部路线”等等，做结论时也未加批评或批评得不够。这里的经验是要注意干部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要做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一方面，要切实注意防止那一面，两面都要分析。譬如，这次写代表会的决定，本是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把集中写了很多。这是在以后的工作方法上要学习的。土地会议的缺点和错误，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
    刘少奇还认为，“在土地会议以前，也有些‘左’，有些与我也有些关系，这是反右中所引起的。现在‘左’已成过去，右也防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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