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诞生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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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诞生和实施

2007-07-05 09:37:52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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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7月1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令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牟10月10日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但全国土地会议对于解放区上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来保证实施不侵犯中农利益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原则；强调反对右倾而没有注意防止“左” 倾。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差，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很快得到了纠正。
    延安土地会议延期
    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早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向全国农民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并掀起了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为团结一切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党曾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从而使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毫无外援的条件下，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大力巩固解放区，准备长期斗争的物质基础，增强粉碎国民党军队军事进攻的实力，从1945年秋冬起，我党在新解放区首先开展反好反特清匪反霸，控诉、清算汉好、特务等政治斗争，接着转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开展复查工作，即复查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情况。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但随着反好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并且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已有部分农民通过清算霸占、清算不合理负担等方法，开始直接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甚至有的实现了按人“平均土地”。为了支持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的重要意义在于肯定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宣布了我党“坚决拥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关于“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保全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和极力争取“一切可教育的知识分子”等条文，为土地改革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五四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于1946年下半年普遍展开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运动。约在半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获得土地的农民约计：晋冀鲁豫区1000万人，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东北区1500万人，占全区人口二分之一；晋绥区100万人，占全区人口二分之一；苏皖区也有1500万人，陕甘宁边区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也在1947年春基本上完成了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的任务。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普遍改善了生活，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了参军运动高潮。1946年10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加了解放军。正是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前提下，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一年时间，人民解放军歼敌112万人，改变了各战场的形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五四指示》因受到历史条件制约，解决土地问题有着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对某些地主特予照顾，允许地主得到较农民为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这是因为当时和平之门尚未最后关闭，为了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士）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步骤上，作了某些策略性的规定。它是根据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方面，强调了“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这些都体现了《五四指示》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步骤。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内和平大门的最后关闭，对《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的规定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
    《解放日报》于1946年9月12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强调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是人民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它，就没有什么解放区，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只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真正解放了农民，然后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有了根，就像苍松古柏一样，在狂风暴雨中不会动摇。那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势力，什么美国武器，都没有办法来消灭它。”
    12月1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复冀东区党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应在实行土地改革区域“进行过细检查，以便发现尚未改革，或改革不深入的村庄，加以改革与深入。”
    12月29日，刘少奇致信林伯渠，认为，“土地分配一次很难分妥，不要怕在明年春耕以前把土地多分几次。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否则一切土地改革都不会彻底，并或多或少要成为富农路线的改革。我们应站在这种平均主义的要求上，在不侵害中农利益范围内，在明年春耕以前，来平分土地，并不怕多分几次，到大家特别是贫农、雇农认为分得满意与公平时，然后把土地固定起来，再不重分，方为有利。”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土地改革的方针和政策，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194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
    “中央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召集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每一区党委及中央局、分局须各派代表一人，于五月四日以前赶到延安。会期大概～～十天到一个月。到会代表不必是负责同志，但须熟悉当地土地改革情况并准备材料的意见，最好能亲自到下层一个月后即动身来延。”
    为筹备土地会议，刘少奇十分忙碌：
    2月6日，他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赴陕甘宁边区各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员发表讲话。他说，解决土地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需要，实际做的就是打倒蒋介石的工作。我们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投身到这一广大的群众运动中去，执行中央的决定，迅速、放手解决边区土地问题。在给地主生活出路、不损害中农利益，不过火打击富农、满足雇农、佃农、贫农的要求等基本原则下，越彻底越好。
    2月8日，刘少奇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
    2月9日，就东北土改问题致信毛泽东，提出：
    “在东北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已发生打击面宽，同时叉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生产的不良结果，这在东北有大量城市人口需要粮食供给及大量粮食出口的情形下，而完全不保留或在土改后不重新发展大农业经济，恐是不好的。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东北立即实行大体的土地国有制，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再由各地政府无代价分配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耕种，而耕种的农民只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自耕小农的土地（即中农、贫农土地）及富农家庭依照当地土地分配方法所应留下的土地，则不没收，富衣经济似可保留一部分，在将来亦更好发展新富农经济。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亦可不分家，在可能条件下，即有土地多余条件下，愿意扩大生产的人，可以无代价向国家领到土地耕种。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以至私人资本家，亦可领取土地耕种或开荒耕种，并可建立少数国家农场，则可使农业经济不完全分散。在这种政策下，向富农征收多余牲畜、农具时，应以富农在土地分配后能耕种所分得的土地为限度。而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亦不按人口绝对平均分配，主要地应按各家庭的劳动力来平均分配，按人口平均则成为次要分配标准。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永远使用权。如此，对于富农、对于生产、对于东北深耕大农业经济，似比较有利。”
    同一天，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收集发动妇女经验的指示。
    2月24日，他致电东北局：“请派彭真率东北代表回延出席五四土地会议，最迟于三月中旬起身。”
就在中共中央积极准备土地会议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之后，又于3月初发动了对陕甘宁和山东的“重点进攻”。
    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各中央局、分局电：
    “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冀察晋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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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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