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诞生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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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诞生和实施

2007-07-05 09:37:52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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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中国土地法大纲》诞生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按照枣林沟会议的分工，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尽管土地会议推迟召开，但作为中央委托的重要工作，中央工委在东行的途中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4月8日，刘少奇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会上强调，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土地，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
    对土改中出现的右的错误，刘少奇、朱德发现后及时指出并向中央作了汇报。
    22日，刘少奇致信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晋绥同志，指出：
    “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
    “在个别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群众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应害·泊这样的自发运动。”
    “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
    2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央，汇报了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等地时所了解的情况，认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
    刘少奇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7月25日，毛泽东把刘少奇致晋绥同志的信批转各地，指出：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刘少奇、朱德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在表扬和肯定晋冀鲁豫的土改作法和经验的同时，对晋察冀等地的“不彻底”问题提出了批评。
    5月1日，刘少奇对薄一波所送的晋冀鲁豫区土改情况报告作了批示：
    “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常常跑在党的领导机关前面，党的领导常常落后于群众甚至阻碍群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为欢迎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5月3日，边区各机关举行集会。会场设在城南庄东面的黄芽沟口。会议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主持，阜平县委书记李国庆、城南庄区委书记苗寿堂和县委机关部分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刘少奇批评晋察冀贯彻《五四指示》不深入，土改不彻底，右了，农民没有真正翻身，要对土改运动复查，纠正右的错误。
    刘少奇、朱德还致电中共冀东区党委，指出：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伟大的成绩，但还未彻底，地主还保留了过多的土地财产，富农土地一般未动，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仍未满足。因此，农民继续要求获得土地。共产党对于农民群众的这种要求及其过去一切反对地主、富农的行动，必须拥护，不能反对。”他们认为并强调指出：“为了尽可能最高限度的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第一，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可从地主方面继续取得一部分土地财产填补给农民。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央前曾要你们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是过早的。但在彻底清算地主的土地财产时，仍应集中火力斗争汉好、豪绅、恶霸，对中小地主、抗日地主仍应有出于群众自愿的照顾和区别。第二，在复查地主割封建尾巴的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的运动，除对汉好、恶霸、富衣为群众所痛恨者应该清算斗争外，对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应以不动为原则。就是说不要完全消灭富农经济，在每一乡、每一区应该保存凡家富农不动，中农才不恐慌）第三，必须坚决联合中衣（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但最近由地主、富农下降的中农可以除外），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丸十的反封建战线，使中农在复查中得到利益，密切注意中农情绪和态度的波动。凡是引起中农恐慌和反对的事，应劝告贫农停止进行。凡是中农同意和赞成的事，应大胆放手进行。”
    在晋察冀边区“五三会议”后，边区机关即抽调人员，到农村领导土改复查，俗称：“五月复查”。这次群众发动极为充分，上至五六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儿童都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苦大仇深的农民以血泪实事控诉了恶霸地主的累累罪行，一本本血泪帐，以无可置疑的实事讨伐着人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愤怒的情绪如燎原大火焚烧着一切封建势力及其所依赖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
    “五月复查”的中心内容是除清算尚未清算的土地之外，还清算了地主的浮财、房屋、衣物、牲畜以及其他一切生产、生活资料。但在纠正右的倾向时出现了“左”的偏差，如在城南庄“五三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升租子也是剥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口号。在行动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所有地主扫地出门，吊打抗拒复查、不交浮财的地主。运动发动较早的阜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打死活埋了300多人。有的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就连一些劳动模范也受到了冲击，阜平县朱家营村胡顺义是学习陕甘宁边区劳模吴满有运动中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典型，曾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也受到了无情的斗争。
    中央工委发现后，于6月在行唐县上碑召开了纠正“左”的偏差的紧急会议，分赴冀中等地的土改工作组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中途返回参加会议。朱德在会上讲了话，肯定了土改复查的成绩，指出了“左”的错误。他说：“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者可交政府法办，群众不可以随便抓捕人，吊打人，更不能随意处死。复查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必须立即纠正，煞住吊打风……”
    朱德的讲话及时进行了传达，随意吊打和处死人的行为被立即制止，使土改运动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的发生和“左”倾偏差的发展。
    上碑会议之后，中央局在阜平的城南庄和马兰搞了两个试点，果断纠正了“五月复查”中“左”的错误，有的人已被送上断头台，又被松绑生还。
    为使全国土地会议能够深入讨论一系列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保证会议开出成效，5月24日，刘少奇在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中，提出了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 ‘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丸十以上反封建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改革是否更便利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即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
    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
    在全国土地会议筹备阶段，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6月1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
    “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电文还说：
    “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7月10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
    “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若干文件作为参考外，无其他准备，亦未准备报告，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会议问题将牵涉很广，我们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亦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
    中共中央复电中央工委：
    同意土地会议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1947年7月15日，出席全国土地会议的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10余人，已全部到达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中央工委召开土地会议预备会，决定全国土地会议于7月17日开幕，成立了由中央工委委员及各代表团负责人共22人的会议领导机构主席团，常委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工作机构是秘书处，秘书长为安子文，下设文件编辑委员会，由陈伯达、廖鲁言负责。
    聂荣臻抽调晋察冀军区警备营二连加强土地会议的警卫工作，冀晋四分区地委和平山（建屏）县为会议准备了丰富的物资供应。
    各解放区参加土地会议的代表，住在西柏坡的邻村，南北庄和夹峪。他们有的是坐汽车来的，但大部是骑马来的，一个个走得风尘仆仆。他们通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越敌占区和封锁线，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了西柏坡。
    东北局代表团春节前就开始向哈尔滨集中，春节后在彭真书记率领下，深入了解各县土改情况近一个来月，然后又途经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通过层层封锁线、蒋管区，克服了种种险情，才到达晋察冀，然后改乘汽车来到西柏坡。其中陈一凡、卫之两代表是分别从大连、临江出发，辗转朝鲜平壤才到达东北局哈尔滨所在地集中的。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开幕。
    会场设在西柏坡恶石沟沟口，小河边的打麦场上。场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场北头有个稍稍高出场面的土台子，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子，作为主席台。场东边是个不太高的土岸，岸下是条小河沟，岸上排放着一溜小石块。场的四周长着几棵槐树和大叶杨，槐树还不大，大叶杨的枝干又很高，并不能全部遮住场上的阳光，于是，在场的上空搭起一个布棚，既无会标，也元口号，更无麦克风和扩音设备。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就在这山沟里的打麦场上举行。
    中央工委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发了一个小凳子，开会时带着坐，散会后带回去。
    上午，刘少奇站在土台的那张条桌后面宣布全国土地会议开幕。
    旁边的另一张条桌后坐着两名记录员。卫士给朱德搬来一把木板椅，朱德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台下100多名会议代表，手里都拿个本子，胳肘窝里夹个小凳子，走进棚子即自动一排排坐下来。他们中有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吴玉章、徐特立、安子文、冯文彬、钱俊瑞、康克清、田家英、陈伯达、谢觉哉、毛岸英、李雪峰、赵振声、刘秀峰、杨耕田、黄敬、黄钟、徐斌、刘火、赖奎、曹轶欧、张月霞、张东岳、梁雨晴、凌云、赵德尊、王伯谨、岳胜、陈一凡、卫之、李林、赵锡奎、章云、阎达开、王逸群、韩东征、李守喜、李兴、孙敬文、赖若愚、赵时真、任富达、赖大川、郭钦安、刘尚文、王竞成、刘植岩、蒋毅、吴德峰、阎子元、张云生、张庆春、王振海、张子善、郝化村，列席旁听的有任清达、石英、谭嗣源等。
    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与会人员置身在篷布下。
    刘少奇在开幕会上讲话，说：《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大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开个老实会。如果根据假报告做决议，就会害死人。
    朱德也在开幕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农村，主要是代表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要使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个道理，并要实行。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会议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印发的主要参考文件有：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若干文件。
    大会的生活安排也不错，早饭是米粥、馒头、油条、麻花、烧饼、各色小菜，中、晚饭加菜，鱼、肉俱有，虽然无法与现在相比，在当时那也是挺丰盛的了。晚上组织一些文艺活动，有晋察冀军区火线剧社的演出，有石家庄等地来的京剧，如《花木兰》等剧目，演电影放的是苏联故事片或战争记录片，还有由叶剑英从北平购置乐器组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进入暑期后，清晨6时开会，8时在会场吃早饭，然后继续开会到11时，下午三、四时开始分小组讨论。
    会议开始阶段，集中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他们介绍情况和存在问题，也带来了经验。期间，刘少奇与土地会议主席团同志分别与晋冀鲁豫、晋察冀及远道来的代表进行座谈。每次让卫士李长有去通知代表们座谈时，刘少奇都这样叮嘱：
    “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
    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的劝告，因为他没有这个时间。别说一个月，连一天都没能休息。会议上他一直抱个暖水袋，捂在肚子上和大家座谈讨论。与会者见状替他担心，劝他休息，他却微微一笑，继续坚持开会。他想的是，要让全国各地都迅速展开“推倒这座封建大山”的运动，要让农民都得到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工程这么浩大，自然要有经验办法，要有条款遵循。就跟打仗一样，决策对了就打胜仗，决策错了就要打败仗！议在汇报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了分析、研究和讨论阶段。并首先集中在党内和民主及农民组织问题上。会议认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料、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会议还认为，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晋察冀及其他地方土改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妨碍充分发动农民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地主、富农阶级的阻碍和破坏；领导上的动摇和官僚主义；党内的不纯洁。8月4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反映土地会议上各地所汇报的情况，并对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转变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建议，请示中央：
    “两日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表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然而上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娇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13日，中共中央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就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西省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就土改问题作了谈话。他在肯定“五四指示”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指出：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他说，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中农土地不应该动，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并指出，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如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0日至21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要整编队伍，首先从党内整起，提高党的纯洁性。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回避在本地工作的原则。其次，整编群众队伍，以贫农为中心，团结全体中农以及其他反封建分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团结群众的队伍。第三，要建立人民法庭，对于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判调查，执行诉讼。建立起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
    会议后期，集中讨论土地政策和怎样划阶级成分问题。29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平分土地”原则。全国土地会议也随之转向讨论土地政策问题。
    9月5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报告了会议进程，并请示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等问题：土地会议已经进入结束阶段，四、五天内即可闭幕。讨论原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固新华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而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及整党、组织农民与进行农村民主运动及生产运动的方法等。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央工委：“九月五日报告悉。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国土地会议开了近两个月）经过充分的讨论，在9月13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由廖鲁言主持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吸收了以往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它比以往（主要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法令显得成熟和完善。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伺堂、庙字、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这四项“废除”的范围规定得明确，并且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它规定了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归个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关于土地分配办法是“按乡村全部人中，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还规定，由农会征收旧式富农按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它指明了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道路。在闭幕会上，刘少奇作了会议结论。他认为：“土地会议有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阶段，一些观点、论点、看法和政策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后来修改了。可见大会是实事求是的，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是会有错误的。开始有错误，后来改了，这就对了。”“大会开得好，错误发现了，修正了，真理也发现了。我们准备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是毛主席的口号。今后要继续去发现我们的错误。《土地法大纲》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
    他就土地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会议上通过的《土地法大纲》，代表着今天土地政策的基本和主要部分，《土地法大纲》还要经中央修改、批准后再发给你们，可先根据此草案去准备。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如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日富农与新富农等，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区别一下好。对大地主、恶霸可斗得凶一些，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中、小地主就轻一些。不过，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不能因为区别和照顾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区别，基本上是根据群众意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针下，分化敌人营垒。应该有此斗争策略。”“《土地法大纲》经中央批准后，要与群众直接见面。各地订的细则如有与《土地法大纲》抵触的，以《土地法大纲》为依据。平分土地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去搞、最可怕的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与地主撕破脸，仅仅由几个干部包办。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组织队伍，发动贫农、雇农，组织农会，群众觉悟了才行。不去组织队伍，不提高群众觉悟，是不能分好的，就是分了也不巩固。”“政策上有个问题要提一下，就是工商业问题。工商业肯定要保护。有的工商业者有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
    刘少奇还指出：“今天，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整编队伍的方法，上次报告中已详细讲了，还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刘少奇最后强调，“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是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象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10月16日，中央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土地会议“决定两大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毛泽东对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审定，10月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的电报：
    “（一）土地法大纲业已修改完毕，决于明（十）日发表。（二）川民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至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玉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公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级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使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了极大震撼，1947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一篇文章说：中共着手实施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次年，又有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甚至后来一位美国人也评论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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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关门打狗” 决战在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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