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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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交往

2007-07-05 09:48:21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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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几次要求访问苏联被斯大林婉言拒绝。三大战役结束时刻，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和主张。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受到了热烈欢迎，为毛泽东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斯大林迟迟不答应毛泽东访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出国最少的当属毛泽东了。他一生仅出国两次，到了一个国家——苏联，而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建党前后，毛泽东也曾有过出国求学的机会和要求。
    然而，由于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毛泽东出国求学的设想没有实现。
    历史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革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小的圈子，由一个幼年的小党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也不是当年探寻救国救民出路的热血青年，而是成了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这一地位通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为全党所公认。
    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过一丝和平建国的曙光，但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迫使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标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毛泽东看来，进行这样一场战争，既是不愿看到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有必要去莫斯科面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人斯大林，就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这样，1947年初，毛泽东首先提出出访苏联。
    在毛泽东身边有两位苏联军医，一位是阿·雅·奥尔洛夫（密码电报中使用杰列宾的化名），一位是麦利尼科夫。他们有一部电台，负责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络（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他们到了山西三交镇）。斯大林得知毛泽东要求去苏联的消息后，于6月15日致电奥尔洛夫，要他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
    然而过了两个星期，7月1日，斯大林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迥异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陕北战局已定，延安收复在即，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23日，周恩来、任粥时及中央机关到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工委合并，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毛泽东原定动身时间为7月中旬，但是由于迅速发展的战局，毛泽东决定提前赴苏。4月26日，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一百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俺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六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毛泽东打算带下列人员同行：任粥时、陈云，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毛泽东提出“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4月29日斯大林回电说：“四月二十六日函收悉。偕行者和人数请视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
    但是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建议他推迟动身，电报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当日，毛泽东马上回电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情况后奉告。”
    7月4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到雄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十五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毛泽东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
    7月14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杰列宾转。请转告毛泽东下列内容：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八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十一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十一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
    奥尔洛夫于同日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请转达他的下述回答：
    “斯大林同志：同意您七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述意见。我们前往贵国的时间推迟
    至十月底至十一月初。”
    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叙述毛泽东想同斯大林讨论的问题。电报中说：
    “毛泽东说，如果在一丸四七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一九四八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
    一、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二、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反对美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四、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五、关于价值三千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六、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七、一系列其他问题。”
    “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会一致’”。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的二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
    毛泽东在11月28日又给莫斯科发出电报，说他有小恙，且忙于前线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8年12月底。但是在1949年1月14日苏民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作出了继续推迟毛泽东赴莫斯科并且派米高扬到中国来的决定。
    毛泽东这次要去苏联出访，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是迫切的。奥尔洛夫说：“他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子已经在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
    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然而，斯大林虽然没有断然拒绝，但他要么不明确毛泽东行期，要么提出种种理由拖延。
    出于对毛泽东身体和安全及是否影响中国战局的考虑，是斯大林迟迟不答应毛泽东出访的理由，并且斯大林有责任这样思考问题。然而，毛泽东出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对斯大林提出的这些因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显然要首先考虑，即在毛泽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在充分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情兄下，在不影响中国战局胜利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才能出访。
    至于斯大林谈的因征粮工作苏共领导要分赴各地而拖延的理由是十分鬼强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领导人借口忙于征粮不以为然。他与奥尔洛夫和麦利尼科夫谈话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难道苏联把征粮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广那么，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看来斯大林确有难言之隐。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1945年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的谈判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就错误地认为，中共之所以不屈服，不服从蒋介石的“军令”和“政令”，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支持和援助中共，因而，只要迫使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中共必无力抗拒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告诉斯大林，国民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对中共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容纳中共分子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应属国民党，不能有“联合政府”，“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斯大林此时的态度也很明确，他多次声明，中国要求统一，“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他说：对于中共，“吾人并不予支持，亦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在中国国内有另一政府，自称为政府，此应当由中国自身解决之问题。关于援助一点，蒋委员长谓应给予中央政府，吾人以往即已如此，倘阁下需要吾人协助，而吾人亦可能协助者自当给予蒋委员长之政府”。斯大林还建议，“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国民党单独不能应付此局面，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对斯大林的表白，宋子文基本满意。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在当时固然有积极作用，但它是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条件的。特别是条约的签订，表明了历史上一贯支持中共的苏联，却同国民党站在了一起，从而明显地提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助长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力量及前途的估计悲观右倾，特别是受中苏条约的束缚，苏联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却采取了“亲蒋疏共”的作法，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服从它的总战略，接受它对中国形势的分析。1945年8月，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还劝说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放弃武装斗争，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尽力地调整国共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后为驻华大使）罗申向他表示：“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其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
    斯大林已经向国民党政府作出保证并付诸于行动，因而在毛泽东访苏安排上采取拖延的办法，以避免在与蒋介石政府关系问题上出现被动局面。由此也不难理解，后来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罗申率苏联使馆人员作为唯一的外国使团随同前往，直到新中国成立，苏联才正式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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