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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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交往

2007-07-05 09:48:21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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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莫斯科之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并着手筹备新政协的召开。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己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
    为了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了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为刘少奇访苏作了具体安排。
    6月21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离开北平，26日到达莫斯科。代表团的成员有高岗、王稼祥等，陪同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的还有柯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的。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接待中共代表团，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大街八号公寓。这所公寓原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专门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代表来到八号公寓稍稍休息后，便被斯大林邀请到孔策沃别墅去做客。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刘少奇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元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持续将近四个小时。
    回到公寓后，刘少奇让大家拟定下一次会谈的主要内容。王稼祥建议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即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用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等问题。7月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因在国内己有较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
    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形势，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报告以详尽的数字说明三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报告认为，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扑灭与阻止中国革命，这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是，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几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袭击，却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己做了一些准备。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这将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是，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报告认为：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借鉴作用的。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问题。
    报告首先指出：我们已决定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将召开的新政协由各党派、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45个单位500余名代表组成。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内阁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任粥时不参加政府。
    报告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
    第三部分是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
    今后的外交活动，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
    第四部分是中苏关系问题，谈到如何处置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口驻兵、蒙古独立等问题。报告认为，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并说，关于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希望能迅速办理。
    报告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
    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材，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应该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问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了解。
    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这份书面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给了斯大林。
    7月11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应邀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商谈。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认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把商谈的问题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没有问题。然后，他就有关问题作了发言。
    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或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撒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为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订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
    他进一步分析道：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地继续。
    斯大林肯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提出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斯大林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通过要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在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最后，斯大林请中国同志发表看法。刘少奇就有关国际局势的几个问题向斯大林请教，斯大林作了解答。
    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双方还就新疆问题、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学校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谈。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他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他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对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失误，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还突出强调了中苏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斯大林对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十分关心。在与刘少奇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强调，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你们已具备了-4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要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
    斯大林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共领导人正在决策的问题。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了苏联的一些工厂、集体农庄，举行了一些座谈，了解了苏联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8月14日，刘少奇起程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要求，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正式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访问，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京访苏，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历时近3个月。这次访苏的主要成果是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相关的协议，尽管有些条款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收回，而且它的平等性质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极大地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威望和地位。对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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