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人们在运动中精疲力竭了，而他们一旦感到自己站在运动之外，他们就会堕落到卑鄙的地步，并且竭力使自己相信，似乎是别人的过错才使他们成为混蛋的。
（p.566)

    这些人公开处于国际之外，没有什么危险，而只有好处，但是，如果作为敌对分子留在国际内部，他们就会在有了立足点的所有国家里破坏运动。(p.567)

    埃卡留斯在伦敦非法代表大会上天真地宣称，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搞政治。他在灵魂深处早就渴望卖身投靠了。(p.568)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下逊  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２日于伦敦

    如果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契切林对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发展的看法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别利亚耶夫的论战（注）的情况，我将非常感谢。....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p.577)
    （注）指波•尼•契切林和伊•德•别利亚耶夫之间关于俄国公社起源的论战，论战是由于契切林在１８５６年《俄罗斯通报》第１期上发表了《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发展概述》的文章和别利亚耶夫在１８５６年《俄罗斯笔谈》第１期上发表了对该文的批评文章而引起的。论战持续了好几年。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０日于伦敦

    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这些人为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为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总是想首先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p.591)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p.592)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p.592-593)

    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注）。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Pp.594)
    （注）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

    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的地方....，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p.59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７月２６日于伦敦

    关于同盟的报告（注）正在印刷....这本东西将象炸弹一样在自治论者中间爆炸，如果说它注定要炸死某个人，那就是巴枯宁。(p.601-602)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于伦敦］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p.608)

    但愿美国的恐慌不会具有过大的规模，也不会对英国从而对欧洲产生过分强烈的影响。这种局部性危机往往是周期性总危机的先兆。如果这种危机过于尖锐，那末只会削弱总危机并缓和它的尖锐性。(p.609)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即使神通广大的哈森克莱维尔（注）也无力违抗这一规律。(p.618）
    （注）哈森克莱维尔，威廉（１８３７—１８８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分子，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4年2月14日于伦敦

    一旦公众集会和其他的游行示威开始代替真正的工作和组织，就可以明白，纽约的运动从你们手中滑掉了。（p.619)
 
    恩格斯致威廉•布洛斯    １８７４年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工人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来进行这种无谓的游行示威。(p.620)

    [雅可比]这个人太自作聪明了。而且还拿出这样一些肤浅的、庸俗的民主主义的理由来！他激烈攻击暴力，把它说成是某种根本不能接受的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归根到底，没有暴力是什么也达不到的！

    总之，这是件很称心和合乎逻辑的事情：一方面他否定暴力，另一方面又拒绝议会合法活动；这不是纯巴枯宁式的弃权行为，又是什么呢？(p.620-62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丧失工作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p.636)

    在法国，工会在各大城市都组织起来了，并且相互取得了联系。它们只限于完成纯职业上的任务，不过，也不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否则就会遭到毫不客气的查封。但是，工人们却从而得到一种组织，这是重新有可能自由地开展运动的时期的起点。(p.637-638)

    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p.63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４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龚佩尔特医生不仅是指定，而且简直是命令我到那里去治疗。自然，现在（我想，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就离开燕妮，对我是很痛苦的。在这方面，我不象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坚强，家庭的不幸（注）常常使我十分难过。一个人象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p.639)
    （注）按：指外孙沙尔.龙格夭亡。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２日［—１７］ 日于伦敦

    在你退出以后，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１８６４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嫉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１８４９—１８６４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p.643-644)

    法国流亡者彻底垮台了，....在战争、公社和流亡期间过的那种浪荡生活，使这些人极端地腐化了，只有贫困才能使懒散惯了的法国人重新变得聪明起来。(p.646-647)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０日于伦敦］

    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这些文章（注）在这里多么轰动一时啊！这些文章写得如此惊人地清晰明了，使我不能不把您称作小毛奇。(p.655)
（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

    所有的法国人，甚至其中极少数的优秀人物，灵魂深处都隐藏着沙文主义的感情。(p.656)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日左右］于兰兹格特市哈兹街36号

    如果伟伟伟大的民族及时地完成了革命，它现在也就不会有欧仁妮和八里桥（注）的制度了。(p.658)
    （注）八里桥--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八里桥伯爵（１７９６—１８７８）——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１８６０），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屠杀清兵3-5万人，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１８７０年８—９月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

    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情绪也挺高。她们俩只是由于她们心爱的民族遭殃而深为伤心。燕妮完全是个“法国人”，而杜西是个“爱尔兰人”。(p.659)

    燕妮•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３日左右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您想象不到，这几个星期来我们感到多么痛苦和气愤。需要二十多年才能培养出这么刚强、精干、英勇的人，而现在他们几乎都在那里。有一些人还有希望，但是优秀的都被枪杀了，如瓦尔兰、雅克拉尔、里果、特里东（注1），等等，等等。但是，真正的英雄首先是男女工人，他们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在维累特、伯利维尔和圣安东（注2）竟战斗了一个星期！！(p.662)
    （注1）瓦尔兰，路易•欧仁（１８３９—１８７１）——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在法国的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８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１８４３—１９０３）—— 法国政论家，布朗基主义者，１８７０年起为国际会员，马克思的拥护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

    里果，拉乌尔（１８４６—１８７１）——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员，社会保安委员会代表，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６日起是公社的检察长；５月２４日被凡尔赛分子逮捕，未经审讯即被枪杀。

    特里东，埃德姆•玛丽•古斯达夫（１８４１—１８７１）——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
    （注2）巴黎的三个工人区。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日［于伦敦］

    门铃又响了。有人从法国，从俄国，或者从香港来了！流亡者数目在这里与日俱增。这些可怜的人穷得简直使人心碎：他们没有学会巴登格、奥尔良王朝、甘必大之流备荒的艺术，他们到这里来时，衣不遮体，口袋里一文不名。这里的冬季将是很可怕的。(p.663-664)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１—２２日于伦敦

    既然流亡者找不到工作，那您可以想象，他们落到了多么贫困的境地。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使“人人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有些英国人认为饿死的现象是自己美好国家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饿死的自由视为应当引以自豪的特权，所以根本得不到他们同情的这些外国人的难以形容的贫困，并不会使他们产生多大的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但是，现在国际的经费已经用完。(p.667)

    你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困难和牵挂使可怜的摩尔多么不安。他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
    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刚要专心地进行抽象思考，斯密斯太太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p.667)

    到目前为止，一切有关公社的书籍，除了一本之外，全是胡说八道。唯一例外的就是利沙加勒的著作（注），这本书您将连同本信一起收到。(p.670)
    （注）普•奥•利沙加勒《五月街垒战的八天》。利沙加勒，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 １８３８—１９０１）——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参加者，追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新雅各宾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著有《一八七一年公社史》（１８７６）。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６日星期日［于伦敦］

    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我们妇女的负担尽管是次要的，然而是更为沉重的。男人在同外界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敌人面前变得坚强起来——他们的人不可胜数—— 而我们却坐在家里织补袜子。这也不能排除一些牵挂，而日常琐事却在慢慢地、但是的的确确地消磨着勇敢精神。我是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这样说的，但我可以说，勇敢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地丧失的。现在我太老了，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注）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您想象不到，自从公社覆灭以来，我们在伦敦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难以形容的贫困，无穷无尽的痛苦！此外还有国际的非常繁重的工作。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帮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担负着一切困难工作而不要任何荣誉，——只有这样，坏蛋们才一声不响。但是，一旦朋友们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他出头露面，那末一帮警察式的人物和“民主派”就发出同样的吼叫：“专制、贪权、虚荣！”他要是能够继续安安静静地工作，为战斗着的人们发展斗争的理论，那对他该是多好，多有益。现在，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连一分钟也不得安宁！而这对我们的私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当我们那些女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刻，真是要钱没有钱，困难万分。(p.683-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