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昨天我读了工厂立法这一章（注）的法译文。我虽然极为尊重用优雅的法语翻译这一章的艺术，但仍然为这出色的一章抱屈。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用这种拘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于表述思想了。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和生动性。我认为，用法译本作为英译本的基础是一个大错误。用英语不需要削弱原作的表现力。在真正辩证叙述的某些地方不免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p;.99-100)
    （注）指《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日》一章。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于哈罗格特］

    我看过圣贝夫（注）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书，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p.102)
    （注）圣贝夫，沙尔•奥古斯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 法国批评家和作家。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３年１2月10日［于伦敦］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注1）这个无赖出版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狂热病”的臭气熏天的厚书，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士比亚不能和我国的伟大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看来简直应该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台座上拉下来，而让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坐上去。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注2）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但是笨拙的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对此竟一本正经而又毫无价值地议论不休。去他的吧！（p.108）

    （注1）贝奈狄克斯，罗德里希（１８１１—１８７３）——德国作家和剧作家，１８４５年是爱北斐特剧院的院长。
    （注2）兰斯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４年９月１８日于卡尔斯巴德

    很长时期来库格曼使我难以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p.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4年9月21日［于伦敦］

    我正埋头研究关于本质的理论。....虽然大《逻辑》（注1）触及事物的辩证本质要深刻得多，自然科学家有限的智力却只能利用它的个别地方。相反，《全书》（注2）中的论述似乎是为这些人写的，例证大都取自自然科学领域并极有说服力，此外由于论述比较通俗，因而唯心主义较少。....毫无疑问，就回到真正合理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注3）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对他们说来，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自然依旧是禁果。(p.127）

    （注1）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
    （注2）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
    （注3）叔本华，阿尔都尔（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

    哈特曼，爱德华（１８４２—１９０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把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反动特点，同对无意识东西的崇拜，结合了起来，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８７４年１２月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６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无论如何，我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p.132)
    （注）奥斯渥特，欧根（１８２６—１９１２）——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p.13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１８７０年８月１５日于曼彻斯特

    我的那些文章（注）很走运：我在适当时机作出的某些小小的预言都及时地见报，而第二天就为最新消息所证实。象这样的事是很侥幸的，不过这使庸人们极为敬佩。(p.146)
    （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至（八）》

    英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了德国人的高尚素质，他们现都责骂波拿巴，而在一个月以前还对他卑躬屈膝，真是妙不可言。再没有比“正派人”更下流的了。(p.146-14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巴黎在战争时期的行为是可悲的，它在多次惨败之后仍然忍受着路易•波拿巴和西班牙冒险家欧仁妮（注）的马木留克兵的统治，这说明法国人多么需要有一次悲痛的教训，才能重新激起他们的勇敢精神。(p.148)
    （注）拿破仑第三的妻子。

    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p.148)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１８７０年9月4日于伦敦

    我的预见毕竟是对的，帝国的结局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p.151)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于伦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奥•赛拉叶已作为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于上星期三前往巴黎。他认为他留在那里的职责不仅是参加防御工作，而且是影响我们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此人确实是个才智出众的人物。他的妻子今天得知他的决定。不幸，她带着一个婴儿，不仅一文不名，而且赛拉叶的债主还要她偿还十二英镑左右的债款，威胁要拍卖她的家具，把她赶到街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帮助她，并为此冒昧地在这封信中也向您和您的朋友们求助。(p.15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４日于伦敦

    我们的责任是不要用幻想来安慰自己。(p.154)

    回忆昔日的伟大是法国人的不幸，甚至是工人的不幸！必须让事变把这种对过去的反动迷信一劳永逸地粉碎！(p.155)

    我很了解，那些鼓吹绝对放弃政治的人（似乎工人就是一些在广大的世界之外给自己创造小天地的僧侣），当历史的警钟一敲响的时候，总是要陷入资产阶级政治中去的。(p.155)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１８７０年９月１日［于伦敦］

    普鲁士曾声明，它是同路易•波拿巴作战，而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但是现在它正同法国人民作战，而同波拿巴媾和。(p.159)

    至于说到我，那末我对普鲁士政府的所有这些罪行都感到高兴。这些罪行将使德国激愤起来。(p.160)

    在大陆上，公众已经习惯于认真地对待国际的宣言，时而这家报纸，时而那家报纸——甚至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甚至在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报纸，甚至现在在柏林——都加以全文转载，因此人们曾不止一次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重视利用“自由的”伦敦报刊的可能性。自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卑鄙的行业已经完全卖身投靠，也未必会相信这一点；而威廉•科贝特早就把它斥为“叛卖的、无耻的和无知的”了。(p.160-161)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１８７０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德国的所有反对派之所以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并由于政府的迫害而日益壮大，仅仅是因为而且恰恰是由于它严格地按原则行事。(p.162)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１８７０年10月１9日［于伦敦］

    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p.164）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１８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我们的威廉——不是国王，而是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他以固有的局限性认为，如果对方说“白”，他就得说“黑”，反之亦然。因此，他把某个甘必大（注）之流的全部空话当作了真话，而实际上却在经常地欺骗自己的读者，如象法国的统治者向法国人灌输欺骗性的消息一样。(p.165)
    （注）甘必大，莱昂（１８３８—１８８２）——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的成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１８７１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至于德国的资产者，他们那种征服者的醉态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惊奇。首先，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夺取外国领土始终是“夺取”。此外，德国的资产者长期以来驯服地承受着他们的国君们、特别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脚踢，如果变换一下位子，把这种脚踢加之于外国人，那末，德国的资产者是必然会感到心满意足的。(p.167)

    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的常备军一旦被彻底消灭，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这是一种真正的霍亨索伦的观念。....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圣谕作战，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到很伤脑筋。(p.168)

    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p.160)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德国工人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卓有远见和坚韧不拔，使他们一跃而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驱，而您知道，这使我们感到何等的自豪。(p.171)
    （注）娜塔利亚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夫人。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我们在伦敦这里同英国人一起工作，其中有些人是我们极不喜欢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想把国际当作乳牛来达到自己渺小的个人虚荣的目的。但是，我们必须强作欢颜。如果我们由于这些人就愤怒地离开，那末这只会加强他们的影响，而现在正因为有我们才使这种影响受到遏制。所以你们也必须这样做。(p.176)

    最近几个月来，我的健康又处于令人厌恶的状况，但是，谁能面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去考虑诸如此类的小事呢！(p.177)

    我不知道是否已告诉过您，１８７０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在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列罗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以后才开始的，同时我也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七年前他因此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证明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p.177-17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特罗胥（注）认为，....征服巴黎的赤色分子，要比打击普鲁士人重要得多。这就是不仅在巴黎而且在法国各地遭受失败的真正秘密，法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串通多数地方当局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的。(p.180)
    （注）特罗胥，路易•茹尔（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利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和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的参加者，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月），背叛地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例如，二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路•波拿巴奉若神明。而我甚至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平庸的流氓来加以揭露。我对容克俾斯麦的看法也是如此。但是，假如他的外交是出于自愿的，那我倒并不认为他是多么的愚蠢。此人现在已陷入俄国外交的罗网，只有狮子才能破网而出，但是他不是狮子。（p.182）

    如果法国坚持住，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的军队，最后使战争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而聪明透顶的俾斯麦会竭力造成这种结局），那时，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还会受到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棍棒的洗礼。(p.183)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总之，如果法国能坚持住，如果它能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最终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有革命措施和革命毅力，那末它就还有可能得救。(p.187)

    马克思致约翰•雅科比    １８７１年２月４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双周》２月号上刊载了....以俾斯麦精神写的两篇文章，其目的就象当年斯巴达人向自己的青年描述那些完全被弄得得意忘形的奴隶一样。(p.188)

    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０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德国的工人运动已变得十分强大，以致普鲁士的阴谋诡计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它。虽然我们应当对迫害有所准备，但是，迫害相反地会给我们增添更大的力量，一旦为胜利而陶醉的资产阶级清醒过来和开始感到醉后的头痛时，我们党就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不管怎样，德国工人以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模范行为证明，他们知道问题的实质所在，在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他们对当代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资产阶级则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p.191-192）
    （注）克莱因，卡尔•威廉——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年爱北斐特起义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流亡美国，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表；七十年代是佐林根工人合作社（德国）的领导人。

    莫尔，弗里德里希（１８３５左右—１８７１）—— 佐林根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１８６４年侨居美国，纽约德国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回德国后为国际会员，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代表。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１年3月23日［于伦敦］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同的敌人。(p.198)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于伦敦］

    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１）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２）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失败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p.202)

    事情非常简单。卡尔•布林德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而德国的共和派资产阶级（他把自己吹捧为它的代言人）根本就不存在，因而对于卡尔•布林德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他是无所依归的。当然，对这样的人不必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让这样的人用伪装来愚弄公众。(p.204)
    （注）布林德，卡尔（１８２６—１９０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９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p.206-20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7日于伦敦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p.210)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p.210-211)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世界各国之间频繁而密切的贸易关系，使得涉及一国居民的每件事不可避免地也对其他所有国家发生影响。(p.21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５月４日［于伦敦]

    我们这里对倍倍尔（注）的演说和文章感到非常高兴。他在辩论基本权利时的演说很出色；一个工人那样毫无拘束地尽情嘲笑一切神父、容克和资产者，并使自己感到比所有这些人都优越，这的确是柏林泥潭中出现的所有现象中最好的现象。(p.223)

    （注）倍倍尔，奥古斯特（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１８６７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２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p.227-228)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呵！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当时他们是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将陷入罗网；我向他们揭露了皮阿、格鲁赛和韦济尼埃；我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p.22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６月１８日［于伦敦］

    现在再谈谈宣言（注），这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吧！它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p.236

    （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２日于伦敦

    宣言在伦敦这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叫嚣。起初试图对它保持沉默，但是办不到。星期三，１４日《旗帜晚报》登了有关它的消息，１５日《每日新闻》登了摘录，占去报纸的大部分版面。接着是《回声报》、星期六《旁观者》、《写真》、《派尔麦尔新闻》也都加以刊载，《电讯》发表了社论，这样，事情就捅开了。星期一，《泰晤士报》发表了非常可怜的社论，《旗帜报》又有反应，昨天，《泰晤士报》也有反应，总之，整个伦敦都只是谈论我们。当然是一片狂叫。这样更好。（p.238)

    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比其他地方的工人都强。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的关于公社的演说所有英国报刊都登了，给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239)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于伦敦

    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不管怎样，巴枯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p.241)

    （注）卡菲埃罗，卡洛（１８４６—１８９２）——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同恩格斯通信，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１８７２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末抛弃无政府主义，１８７９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节写本。

    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我们与他不同，认为把废除继承权描绘成摆脱一切祸害的出路是不重要的和不适当的。....巴枯宁主义者们活动的主要结果在于给我们队伍带来分裂。谁也没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不满足于此，而想发号施令，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我们按照我们的职责所要求我们的，给了他们以回击。(p.242-244)

    我们对待农业居民的政策整个说来是：凡是有大地产的地方，租佃者按其和工人的关系来说是资本家，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工人利益的行动；凡是地块不大的地方，租佃者虽然名义上也是小资本家或小私有者（如象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那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也落到象无产者一样贫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他们利益的行动。(p.245)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6日于伦敦

    我们高兴地听到，您和其他的朋友们不怕迫害，而相反，欢迎迫害，把它作为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我的意见也是如此，我以为，我们是注定要遭受很多这类迫害的。（p.252）

    工联运动，首先是有势力和有经费的工联，成了与其说是推动整个运动的工具，不如说是阻挠整个运动的障碍，而在工联之外，还有广大的伦敦工人群众，他们多年来离开政治运动很远，因而非常愚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工联主义者和其他旧的宗派的许多传统偏见，因而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很好材料。(p.253)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１８７１年７月２７日［于伦敦］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p.258)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１８７１年７月28日于伦敦

    您谈到反思的要素（从这里我愉快地听到老黑格尔的声音，我们在许多方面也得感激他），....的确，我们应当大大地前进。我们应当发挥这个问题的积极方面，即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讨论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曾经说过，这种讨论不仅在协会内部经常进行，而且在总委员会中也经常进行，因为那里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等。最大的困难在于，把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使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致破坏协会的统一和稳定。(p.263)

    我们始终允许他们所有的人具有自己的原则，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传播这些原则，只是希望他们放弃任何破坏协会或者把自己的纲领强加给我们的企图。(p.265)

    我们必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使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具、机器、原料和在生产所需的时间内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料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代替他们的地位，并且促进这个阶级的发展。其结果，不平等必将消灭。而为了彻底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p.267)

    庸俗的民主即给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p.268)

    如果马志尼称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的人，那末我只能对您说，马克思的破坏性的“权力”和“不容异己的性格”保证了我们协会七年来的统一，为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p.269)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于伦敦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p.308)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于伦敦］

    我读过一些爱尔利布（注）的著作。他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把他跟莱辛和狄德罗同样看待的。(p.318)
    （注）指俄国作家杜勃罗留波夫（俄语既是姓，又有善良的爱的意思），马克思把他的姓按意思译成德语Ｅｈｒｌｉｅｂ（爱尔利布）。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１８３６—１８６１）——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