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    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８８０年１２月

    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８８０年１２月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６年５月２８日于兰兹格特

    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连这部著作（注）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注）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６年７月２５日于兰兹格特市卡姆登广场１１号

    我仍然在这里以杜林的哲学——从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荒诞透顶的胡言乱语——自娱。尽是些夹杂着十足的胡说八道的高傲而庸俗的言论。但是，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炮制的，以便迎合作者所十分熟悉的读者，这些读者想依靠施给乞丐的稀汤（注1）毫不费力地迅速学会谈论一切。这个人好象是特意为几十亿赔款时期（注2）的社会主义和哲学而创造出来的。(p.22)

    （注）“施给乞丐的稀汤”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用语。
    （注2）法国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的条款，在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年间付给德国五十亿法郎的赔款。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６年８月１９日于卡尔斯巴德“日耳曼尼亚”

    在拜罗伊特的未来的音乐（注）轰鸣之后，现在这里一切都沉浸于未来。(p.27)

    （注）当时在拜罗伊特建立了专演瓦格纳乐剧的剧场，上演宣扬日耳曼精神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等。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６年８月２５日星期五于兰兹格特

    对于为疗养区的气氛弄得愈来愈蠢的人，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他也就象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驼着他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没有越出普鲁士公法的作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是“国家”。(p.28-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７年２月２３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４２号

    这样一来，就在意大利的律师、文人和游民的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的确，在象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假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长久的。(p.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７年３月５日［于伦敦］

    附上《杜林评论》。（注）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

    仔细阅读它，要有耐心，手里还得拿着鞭子。现在，在我这样仔细阅读之后（而从李嘉图起的那一部分，我还没有读，其中必定还有许多奇谈怪论），我将能平心静气地欣赏它了。当你潜心阅读，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少令人好笑的下流作家。

    不过，在炎症使我心情烦躁的情况下，它作为一件附带的“工作”，对我还是大有益处的。

    （注）指马克思的手稿《对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的评论》。这份手稿的内容是对杜林这本书的第二版的前三章的批判。恩格斯把手稿做了某些修改后以《〈批判史〉论述》为题收入《反杜林论》作为第二编的第十章。手稿原文发表于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自然辩证法》１９３５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３４１—３７１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７年３月7日［于伦敦］

    怕以后忘记，现对前一封信再做如下补充：

    （１）休谟关于“劳动价格”只是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之后最后才提高的这一论点，是他关于货币量的增加对工业起促进作用的看法的最重要一点，这一点还最清楚地表明（如果对此一般会有怀疑的话），他认为这种增加仅仅是因贵重金属的贬值而引起的。从我寄上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休谟反复谈到这一点。对此杜林先生的书中只字未提；而且一般说来，他对于他所赞颂的这个休谟的论述，同对其他一切作者的论述一样草率，一样肤浅。此外，即使他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也非常不便于在工人面前颂扬这种理论，因此，最好略而不提整个问题。

    （２）不妨在答复杜林时引用《资本论》的下述两段话。

    关于《经济表》：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年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在这里，个别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给研究工作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企图在年产品离开流通的形式上说明年产品的再生产的情况。他们的阐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后继者更接近真理。”（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

    “同样，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本能地有时自觉地——一直把提供剩余价值看作是生产劳动的标志。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分析的加深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第２１９页）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资本论》德文第２版第５５４页），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

    流通中产生出来（同上，第１４１—１４５页）。(p.40-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７年5月31日［于伦敦］

    我早就徒然地要利沙加勒相信（他现在又对之估计过高）的事情正在法国得到证实，这就是：真正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赞成共和制的，梯也尔统治以来的事件的确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战斗派”只代表旧政党的职业政客中的余孽，而不代表任何阶级。工人们（巴黎的）遵循的口号是：这一次是资产者老爷们的事情。因此他们就袖手旁观。(p.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７年７月１５日于兰兹格特市阿黛拉伊德花园２号
土耳其人不是一味地进攻就是一味地防御。他们想不到把两者结合起来。(p.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７年7月18日［于伦敦］

    假如出现一种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那的确是很好的事。它将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可以阐明一些理论问题，揭露教授和讲师们的绝顶无知，同时廓清广大公众（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资产者）的思想。(p.48-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７７年７月２４日于兰兹格特

    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价值....在科学上等于零，它们不足以使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不能法定的。没有十分明确的科学方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目前德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并相应地产生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至今没有任何保证使所采取的方针能为我们接受。(p;.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７７年８月１日［于伦敦］

    一切君主专制的痼疾是土耳其的主要祸患。(p.65)

    关于“价值”，考夫曼在其《价格波动论》一书的第二章（这一章很不好，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总还不是没有趣味的）中，在评论了当代德国、法国和英国经院学派的各种模拟的奇谈怪论之后，对“价值”作了如下完全正确的评述：

    “在我们概述各种价值学说时……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家们非常了解这个范畴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一切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即人们在口头上把价值的意义提得极高，而实际上，在序言中或多或少谈过它之后，很快就把它忘记。举不出来任何一个例子，其中对价值的论述同对其他问题的论述是有机联系的，表明序言中关于价值的阐述对以后的论述有影响。当然，我们这里指的只是和价格分离的纯粹的‘价值’范畴。”

    这确实是一切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这是亚当•斯密创始的。他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学说弄得令人费解，他的很大过错在于他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p.66)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８８０年１２月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５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本来我就觉得一天十二个小时还不够用。(p.114)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５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资本论》]法文版中有很多修订和补充（例如，见第６册第２２２页，驳斥约•斯•穆勒，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甚至在他们好象已经掌握真理的时候，也是本能地沿着错误道路走的）。但是法文版中最重要的修订，是在尚未出版的各部分里面，即在关于积累的几章里面。(p.11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８—２８日于伦敦

    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５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注）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p.119-125)

    （注）戈克，阿曼特（１８２０—１８９７）——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一国际会员；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５年５月５日于伦敦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p.130)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p.130)

    （注）白拉克，威廉（１８４２—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１８６９）和领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１８７７—１８７９）；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够彻底。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５年６月１８日［于伦敦］

    柏林生理学家特劳白制造成功了人造细胞。当然这还不是天然细胞：它们里面没有核。

    把胶体溶液例如动物胶和硫酸铜等等混合起来，就能产生可以通过内渗而使之生长的带膜的球体。总之，膜的形成和细胞的生长已经超出了假设的范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正是时候，因为赫尔姆霍茨（注）和其他人已经打算宣布一种荒谬的学说，胡说地球上生命的胚胎是从月亮上现成地掉下来的，即它们是靠陨石带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不能容忍这种到另外一个天体上去找答案的说法。

    （注）赫尔姆霍茨，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１８２１—１８９４）——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

    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p.139)

    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    １８７５年９月２１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４１号
杜能和您本人把工资看作是实际经济关系的直接表现，我则把工资看作是外表形式，它掩盖着同自身表现有本质区别的内容。(p.143)

    （注1）舒马赫－ 察尔赫林，海尔曼（ １８２６左右—１９０４）——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注2）杜能，约翰•亨利希（ １７８３—１８５０）——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５年１0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在那样搞了以后就得永远拿一个错误为另一个错误辩护。既然合并代表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召开了并且也四处宣扬了，他们就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它失败，从而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您说的完全对：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p.14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７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于伦敦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１）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就共同的纲领达成协议，那就应当在纲领中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绝对正确的和唯一的良药。让别人把“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卡夫丁轭形门，我们党就从这下面爬向神圣拉萨尔的赫赫声名；
    （２）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３）向“现代国家” 提出的要求（而且不知道其余的“要求” 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４）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注）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丑的。(p.150-151)

    （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７５年１０月１5日于伦敦

    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有一种特定的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p.153)

    看来下一场舞蹈很可能是在俄国开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期间（而这是很可能的），那它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p.155)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５年１１月１２—１７日于伦敦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 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p.161-162)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