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奥斯卡尔•施米特    ［１８７８年７月１９日于伦敦］

    我不揣冒昧地给您邮寄去我的一本刚刚出版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我在那里面也顺便试图概括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对待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对待达尔文理论的态度。（p.311)

    （注）施米特，爱德华•奥斯卡尔（ １８２３—１８８６）—— 德国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斯特拉斯堡的教授。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１８７８年７月３０日于伦敦

    我不理解俾斯麦；他的“神经”连同他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理智想必是彻底拒绝为他效劳了。他的整个波拿巴主义的把戏，就在于交替利用工人反对资产者和利用资产者反对工人，既欺骗前者又欺骗后者，就算他忽略了这一点，这倒也罢了。然而，他想要搞垮自由党人，这就纯粹是发疯了，这班自由党人是他对付赤裸裸封建的、正统的、反动的宫廷的唯一盾牌，他们是信守“我们终究是狗”这句格言的应声虫，只要给一点甜头，他们就会去吻那只踢他们屁股的脚。....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竟想利用这样一种除了对社会党人以外，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的政策来击溃社会党人！即使我们对这个傻瓜付了报酬，那他也不可能为我们工作得再好了。....。当从下面给社会主义的根部如此大量施肥的时候，却想在９月从上面剪掉一些幼芽来扼杀社会主义！我的可爱的俾斯麦，涂抹并不是消灭。（注）(p.312-313)
    （注）套用成语：涂抹并不是绘画。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８年８月１０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俾斯麦先生七年来就象我们给了他报酬似地替我们工作，现在看来他已经无法抑制自己为加速社会主义到来而作的努力。“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还不能使他称心；他力图使这种洪水在他活着的时候到来，但愿他如愿以偿！只怕由于他过分卖力地工作，洪水会在预定的期限之前到来。(p.315)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８年９月４日［于伦敦］

    俾斯麦先生为我们工作得很好。(p.317)

    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利沙加勒的《公社史》一书是关于公社的最好的历史著作。(p.322)

    我的朋友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对于正确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p.322)

    （注）考夫曼，摩里茨——英国牧师，写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

    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    ［１８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左右于伦敦］

    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这类争吵而使反动派高兴的“适当”时机。(p.325)

    （注）塔朗迪埃，比埃尔•德奥多•阿尔弗勒德（１８２２—１８９０）——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１年政变后流亡伦敦，亚•伊•赫尔岑的朋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法国议会议员（１８７６—１８８０、１８８１—１８８５）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情况会重新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第一个国家将是北美合众国。只不过这种改善将在条件完全变了，而且是变得更坏的情况下在这里出现。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这些大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P.333)

    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P.334)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俾斯麦指望，无政府主义者和杜林派的阴谋能瓦解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能引起他最希望的事——进行暴乱的尝试，而那时他就可以开枪了。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人在德国干得很出色，我相信，整个普鲁士帝国必将在他们面前碰得粉碎。而俾斯麦所得到的只能是：如果俄国跳起舞来，——这已经不要等待很久了，——德国的变革也就足够成熟了。(P.339)

    马克思致茹尔•盖得    ［１８７８年底—１８７９年初于伦敦］

    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的［建立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p.339)

    （注）盖得，茹尔（真名巴集耳，马蒂约， １８４５—１９２２）——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９年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日内瓦人一向如此。自从加尔文提出先定论（注）以来，他们总是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油煎鸽子就应该自己飞到他们的嘴里。（p.340-341）

    （注）加尔文，让（１５０９—１５６４）——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教派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该教派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他的神学原理是他关于“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好象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先定为受惩罚的（弃民）。

    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在自己的队伍里实行无政府状态，那他们就不配自己的称号了。(p.341)

    俄国的情况非常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那里出现爆发，威廉[皇帝]也就不得不收拾自己的细软了。(p.341)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１８７９年４月于伦敦］

    卡列也夫先生的著作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象是土地占有者的一个租户。....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象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１７９８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与亚当•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p.343-34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７９年４月１０日于伦敦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象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是，他们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铁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当然，移民中的小农场主是宁愿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的。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在路易•波拿巴时期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p.347-348)

    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象，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象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停滞的状态和生产者挨饿的现象的一种讽刺。(p.34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７９年］６月１７日［于伦敦］

    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工联甚至在原则上和根据章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因此也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工人在政治上分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即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内阁的拥护者和格莱斯顿内阁的拥护者。所以，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这里有一些罢工，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在生意萧条的最近几年里，这样的罢工常常是资本家为找到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前进一步，把这样的罢工吹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例如这里的《自由》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看来只有害处。(p.352)

    （注）伯恩施坦，爱德华（１８５０—１９３２）——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７９年６月２６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要完成一些较大的著作而同时又积极参加实际的鼓动，是不可能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如果我还想完成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应当把我的任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p.353)

    赫希柏格先生公布了他的《未来》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社会主义是建筑在“正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这样一个纲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不是某些思想或原则（如正义等等）的结果，而是物质经济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的人，全都直接排斥在外。(p.354)

    我打算完成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整个运动的意义比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大一些。(p.354)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９年７月１日于伦敦

    不管现在的状态如何结束，新的运动正在一个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因此它应当比已经过去的运动第一阶段坚决得多。和平达到目的的说法，或者是再没有必要了，或者是毕竟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俾斯麦使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于宣传工作受到压制而造成的一点点损失。(p.356)

    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     １８７９年７月２９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至于说到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没有弄错，我认为您在序言中阐述的观点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其中没有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p.358)

    不过，我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我对您的序言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不应当过分加重所要教育的人们的负担。您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题目，以便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p.35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７９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赫希柏格已表明，他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其糊涂的人，而在实践上他不可抑制地热衷于同所有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甚至仅仅是社会观点的人大谈博爱。他在《未来》上已经展示了他的样品，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败坏了党的声誉。

    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而赫希柏格的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政治立场的人物，他甚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社会博爱主义者。根据伯恩施坦的信来看，报纸也根本不应当是政治性的，而只是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些人手中必然是社会空想主义的，是《未来》的一种续刊。只有当党甘愿堕落成赫希柏格及其讲坛社会主义朋友们的尾巴时，这样的报纸才能代表党。假如党的领导者甘愿把无产阶级置于赫希柏格及其观点含糊的朋友们的领导之下，那末工人们未必会跟他们走；分裂和组织瓦解就将不可避免；莫斯特（注）和他在这里的饶舌家们就会大奏凯歌。(p.360)

    （注）莫斯特，约翰（１８４６—１９０６）——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１８７８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１８８０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１８８２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９年９月８日于伦敦

    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刊登了十足的奇谈怪论：党宣称自己为工人党是错误的，并由于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必要的攻击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长期的和平发展等等。这种怯懦的无稽之谈显然是为莫斯特帮忙，而莫斯特当然一定会加以利用。....在上述《年鉴》出版后，我们就同那些企图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和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即同赫希柏格一伙完全断绝了任何来往。莱比锡人很快会明白，他们所搜罗的是怎样的同盟者。总之，反对那些带着博爱主义倾向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大学生和博士们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些人正在钻进德国党内，并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溶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而这个时候，人们想使我们与之结成兄弟同盟的资产者，正在宣布我们为非法，取消我们的报刊，驱散我们的集会，对我们实行赤裸裸的警察专制。德国工人未必会同意参加这样的运动。(p.364-36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５日于伦敦

    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炮制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登在赫希柏格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这篇文章表明，这三个人全都是最平庸的资产者，和平的博爱主义者。他们说，党的罪过在于它仅仅是“工人党”并挑起了资产阶级的仇恨。他们还要求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们这一类“有教养的”资产者。这实在太过分了。
恰巧前天赫希柏格突然来到我这里，我当即向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一切。我向他说明，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四十年的无产阶级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四十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p.367)

    （注）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者之一；曾抨击马克思主义，八十年代脱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７—１８日于伦敦］

    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降临到当选人身上，就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就可以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教义？(p.374)

    到国外来不是为了高举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编辑委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这点不应当有什么顾虑。谁不准备承担这种风险，谁就不配站在这种光荣的前哨岗位上。(p.375-376)

    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p.376)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p.377)

    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p.378)

    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８５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象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p.378)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用脑袋撞墙壁，不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象“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８８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得到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拿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吓唬资产阶级时就是利用这种步子的。”（第８８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p.378-380)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１８７３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p.380)

    对良好的风度的另一种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p.380-381)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p.381)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１８４８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p.381-382)

    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p.382)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p.382-383)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p.383-38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９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我们同莫斯特的分歧，和我们同苏黎世的先生们“赫希柏格博士——伯恩施坦（他的秘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的分歧完全不一样，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的《自由》过于革命。我们指责他，是说《自由》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p.387)

    在苏黎世有一个马蜂窝。五条汉子——赫希柏格博士（宗内曼的表弟，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他的秘书小犹太伯恩施坦，好心的庸人卡•奥•施拉姆，还有莱比锡派来的菲勒克（也是个庸俗不堪的无知之徒，德国皇帝的非婚生子）和柏林商人辛格尔（大腹便便的小资产者，几个月以前来访问过我），这五条汉子，经莱比锡最高领导批准，宣布自己为筹备委员会，并指派三人团（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为苏黎世管理和监督编辑部的委员会，三人团也就应当是初审级，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领导中的其他一些人则是他们上面的最高上诉审级。....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p.388-389)

    当时，赫希柏格还曾到这里来拉我们。他只见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批评了赫希柏格（用路•李希特尔博士这个笔名）出版的《年鉴》，向他说明在我们和他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

    当恩格斯把意见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时，赫希柏格感到大吃一惊；他实际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拥护者，他希望完全靠“有教养的资产者”，即他自己这一类的人来解放无产阶级。据说，李卜克内西曾告诉他，实质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在德国所有的人——即所有的领袖——都赞同他赫希柏格的观点等等。(p.389-390)

    不管怎样，他们已患了议会迷病症，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并且把任何批评斥为大逆不道！(p.39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７９年１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作出的种种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那末它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p.394-395)

    为什么要迎合“舆论”（注1）（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而且所有这些让步完全是徒劳。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而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加之捐税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注2）后的嚎叫。然而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您可曾见过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而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p.396-397)

    （注1）恩格斯的批评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报告中的机会主义论点：“：“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去垮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承认‘赤色幽灵’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着重号是报告中原有的。

    （注2）１８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和６月２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有利借口。

    您关于赫希柏格的那些话，我乐于相信。....不过我还是认为，....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我曾力求使他明白这一点，看来这是徒劳。(p.397)

    您也知道，从党建立以来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卫党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同时，我们对党也只有一个要求：请它不要背叛自己。(p.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