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受当地斗争的复杂情况和琐碎事情的影响,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原则来衡量事态和言论,并向党反映党的所作所为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p.398-39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始终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p.401)
报告中的....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衷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p.402-403)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p.40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79年12月16日于伦敦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刊载的《报刊历史的回顾》一文,肯定是出自三星(注)之一的笔下。
这家报纸明目张胆地抱怨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开辟了道路的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的报纸不是我们撰稿的地方。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人星座企图使他们起初在《年鉴》上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相并列。我看不出,在车子已经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锡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这样做。您还象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这对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年鉴》上的文章断然地和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同他们分开了。只要这些人坚持说他们和我们同属于一个党,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不予撰稿。否则,我们只能不断地提抗议,并且在几个星期后不得不公开声明退出,这样对事业确实也没有好处。(p.405-406)
(注)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
赫希柏格的信寄还。此人已不可救药。....他那付独特的、清晰得出奇的头脑,就是那付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迄今连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还弄不清楚的头脑。(p.407-408)
可是,世界历史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去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在俄国,事态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或者是专制制度崩溃,那时候,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或者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葬送在每个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将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p.408)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879年12月19日于伦敦
从《宣言》发表时起(确切些说,早在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问世时起),我们就在不断地同那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现在当它利用反社会党人法,企图重新举起自己的旗帜时,我们也不能同它一道走。(p.409)
李卜克内西绝不会放弃从中调和以及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只要党看起来有力量、人数多,并且有一定的经费保证,他就会对这些异己分子放任不究。情况将继续如此,一直到他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为止。那时候,这些善良的人们就会重新醒悟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p.41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80年1月10日于伦敦
麦克唐纳(注)是更大的坏蛋,但是他同煤矿工人有比较密切的正式联系。(p.412) (注)麦克唐纳,亚历山大(1821—1881)——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全国煤矿工人联 合会书记,1874年起为议会议员,奉行自由党的政策。
俄国革命可能会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p.413-414)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880年4月1日于伦敦
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里是莫斯特,那里是拉科夫,我们好不容易才没有卷进这场纠纷。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它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一百来个德国工人是拥护这些人还是拥护那些人,这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是毫无影响的。(p.416-417)
(注)拉科夫,亨利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79年起侨居伦敦,烟店老板;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自由》拚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幸运的是,这家报纸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p.417)
据我看,老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正在结束。如果欧洲的运动,象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末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1878年的五十万人成为这些群众中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格的组织”,到那时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却挡不住滚滚洪流。(p417-418)
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和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小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真正地代表他们!(p.418)
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p.41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80年5月初于伦敦]
我们在德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我们,一切历史力量都有助于我们,还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p.421)
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正出现愈来愈向左转的过程。不过还有一个困难:这种向左转首先将导致复仇战争,而这是应该避免的。(p.422)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1880年6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施拉姆先生(卡•奥•施•,第81页)对我的价值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资本论》中有一个注说,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因此更不要说市场价格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本来从这个注里就可以看到,“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经院式的一般词句来预先确定。(p.423)
(注)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 1846—1919)——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1880年7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公益事业越来越成为职员们捞取薪俸的最方便的借口。(p.425)
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那里建立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的从事运动的党。(p.425-426)
(注)哥尔布诺娃,敏娜•卡尔洛夫娜( 1840—1931)(第二次婚后姓卡布鲁柯娃——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民粹派倾向的女作家;曾多年在国外研究职业教育的组织情况,八十年代研究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曾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1880年8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您信中所谈关于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消息,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材料。即使这样,这种瓦解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因为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即将来临的震荡中必将异乎寻常地加强起来,所以可以预料,在近三十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俄国,这种潮流也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以至还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p.42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880年8月17日于兰兹格特
当然,我们不能自己在这里的海滨浴场休养,而让你被赶出家门。这点钱不值一提:我们已经有四十年在同一旗帜下进行战斗,听从同样的召唤,在这样的老战友之间的这种帮助是理所当然的。(p.429-43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80年9月12日于兰兹格特
我希望在欧洲不要发生普遍的战争。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p.439=440)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880年9月12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不管怎样,一个金融家的“诚实”和某些人的诚实是不同的,即便在这类人当中他还算是正派的。(p.442)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1880年11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这里的政治兴趣目前都集中在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地因为它是英国“土地问题”的前奏。
不仅因为英国的大地主也就是爱尔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因为英国的土地制度,一旦在那被讽刺地称为“姐妹”岛的地方遭到破坏以后,在本土也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p.447)
反对这个制度的是那些受高地租和——由于美国的竞争——低价格之害的英国的租地农场主,是那些终于忍受不了自己历来象牛马般受虐待的地位的英国农业工人,以及英国那个自称为“激进党”的政党。这个党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党的思想家,他们力求通过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来推翻贵族的政治统治。(p.447)
而躲在这些理论空谈家们的背后并驱使他们的是另一类人——狡猾、吝啬、会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明白,按照思想家们提出的办法来废除旧的土地法,只能把土地变为买卖的对象,而最后一定会集中到资本的手里。(p.447)
现实生活中的约翰牛非常担心,贵族的英国土地所有制在爱尔兰的要塞一旦丧失,英国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也会丧失!(p.44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盖得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和我们(我、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普选起草一个工人竞选纲领。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除了这些废话之外,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个纲领还是首先在中央区,即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通过,接着又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p.451)
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而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p.451)
我未必需要告诉你,——因为你了解法国的沙文主义....如果想要帮助那些法国先生,就得秘密地去做,以免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p.452)
这些先生们(注)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p.453) (注)按: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1880年12月8日[于伦敦]
您说您不同意我党对英国的观点,对此我只能答复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p.456)
在德国,工人阶级从工人运动一开始起就清楚地懂得,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同时,德国的工人也懂得,这样的革命,不预先进行组织、不掌握知识、不进行宣传和[字迹不清],即使开始时是顺利的,但归根到底总会反过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是在严格的法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非法行为完全来自政府方面,它宣布工人为非法。构成工人的罪状的不是行动,而是不合他们的统治者心意的观点。(p.456-457)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7年1月20日或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至于我的丈夫,他现在正认真研究东方问题,并且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对于所有那些在关于暴行问题上进行投机的基督教骗子们和伪君子们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p.468)
社会党人在德国的胜利也同样引起他的注意;问题不在于他们将送这么多“人”到国会里去,而在于社会党人到处(甚至在柏林枢密官们的居住区)都获得了确实是非常之多的选票。看来,这种情况使钻营之徒、滥设企业者和吸血鬼们完全惊惶失措了。(p.468-469)
关于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黑尔斯、荣克等等这一类英国工人,请允许我不提他们了。他们全都是十足的坏蛋,过去叛卖,现在照旧叛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谋得其“正当的先令”。实在是可鄙的败类!(p.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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