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末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p.162-163)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象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科学家称心如意的。(p.163-164)

    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p.164)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５年１２月３日于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波兰的解放是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p.16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６年４月４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句话在这里是适用的：“谁沿着历史的道路行进，他就不要怕沾上脏东西”。
    （注）(p.168)
    （注）马克思转述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凯里《就政治经济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书信》一书的评论中的著名思想：“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 谁害怕沾染灰尘和弄脏靴子，他就不必参加社会活动”（《同时代人》（《》）第８５卷第２栏：时评，１８６１年１月，第５１页）。

    可否为我（当然是由我付钱）在纽约弄到从１８７３年到现在的美国书目？我需要（为了《资本论》第二卷）亲自看看关于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以及关于信贷（恐慌、货币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方面是否出版了什么有用的东西。(p.169)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６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利沙加勒的法文著作《公社史》（五百至六百页）现在正在印刷。出版者：昂•基斯特梅凯斯，布鲁塞尔北林荫道６０号现代书店。这将是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利沙加勒不仅利用了所有已经出版的资料，而且还掌握了所有其他人得不到的材料，更不用说他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是他亲眼看到的。

    我建议您承担这部对于我们党具有重要意义和德国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著作的出版工作。(p.188)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６年９月３0日于伦敦

    贝克尔的著作至多不过是用德国批判的观点把任何人在巴黎都可以得到的有关公社的材料加以编纂而已。

    利沙加勒的著作则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所描述的事件的人所写的（因而性质近似回忆录）。此外，利沙加勒掌握有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得到的这场戏剧的主要人物的大量手稿等等。(p.190)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７日［于伦敦］

    今年９月份的《两大陆评论》刊登了拉弗勒先生的一篇所谓的批评《资本论》的文章。只要读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怎样愚蠢。拉弗勒先生毕竟太天真了，他认为如果接受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或者甚至——说来可怕——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就摆脱不了《资本论》的极有害的结论。(p.19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７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注）。(p.194)

    （注）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每当工人阶级充当统治阶级（什么布莱特、格莱斯顿等等）的应声虫时，它就是在干可耻的事情。（p.195）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    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４１号

    你对和解（注）的迷梦不能作丝毫的让步，耍阴谋的强盗们总是利用这种状态来欺骗诚实的傻瓜。(p.197)

    （注）弗兰克尔，列奥（ １８４４—１８９６）——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列奥•弗兰克尔在１８７６年１０月９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情况如何？我在好多地方读到，在瑞士将要召开一个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力图实现联合，因为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拥护者（那里是这么称呼的）也要参加大会。请你尽快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以便使我知道，对这件事应采取什么态度。”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２０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马克思和我两个人，应当完成一些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迄今我们看到，任何别的人都不能甚至也不想去写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目前这个平静时期来完成它们。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从而把我们重新投入实际运动当中去；因此，我们就更应当利用这一短暂时间，在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作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p.210)

    恩格斯致古斯达夫•腊施    ［１８７６年１１月底于伦敦］

    关于人的自决，我只能说，我认为这种笼统的提法是毫无意义的。（p.213)

    （注）腊施，古斯达夫（死于１８７８年）—— 德国民主主主者，政论家，职业是法学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１８７３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它陷在最不足道的工联主义垃圾中了，而所谓的领袖们，其中包括埃卡留斯在内，在巴结自由资产阶级，向它卖身投靠，充当反对所谓土耳其暴行的鼓动者，他们鼓吹为了人道和自由的利益把巴尔干半岛出卖给俄国人。（p.218-219)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７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如果他们埋怨我的语调，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而且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却简直是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p.223)

    马克思致威廉•亚历山大•弗罗恩德    １８７７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４１号

    “东方问题”（这个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和社会民主党在本国内对自己战斗力量的检阅，大概已使德国文明的庸人相信，世界上还有比理查•瓦格纳的“未来的音乐”更为重要的东西。(p.228)

    恩格斯致伊达•鲍利    １８７７年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当我们取得政权时，一定要使妇女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被选为代表，发表演说；这里的教育部门已在这样做。去年１１月，我把自己的七票全都投给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所得的票数比七个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多。其实，在这里的教育部门里，妇女的特点是：说得非常少，做得非常多，平均每一个妇女的工作等于三个男人。可以说：“新扫帚扫得干净”（注1）。但是，这些“扫帚”大多数都是相当老的（注2）。(p.234)

    （注1）鲍利，伊达——菲力浦•维克多•鲍利的妻子。
    （注2）弗莱丹克《理性》。
    （注3）双关语：“扫帚”的原文是Ｂｅｓｅｎ，也有“女仆”的意思。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４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前进报》第３２号刊登了我的一篇通讯《意大利的情况》，你从这篇通讯中显然已经了解到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帝国在彻底崩溃。（p.238）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主宰世界。(p.239)

    在黑暗中进行诈骗要容易得多。(p.239)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６日于伦敦］

    土耳其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不能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它。(p.240)

    （注）鲍利，菲力浦•维克多（１８３６—１９１６以后）——德国化学家，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１８７１—１８８０年曾管理雷瑙（曼海姆附近）的一个化学工厂。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９日于伦敦］

    “自由的”英国报刊的卑鄙和怯懦，您是想象不到的。（p.241)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７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这个赫尔姆霍茨该是一个多么卑贱和狭隘的人，一个什么杜林的意见居然就能把他惹得发火，而且甚至要柏林大学作出抉择：不是杜林走，就是我走！似乎杜林的作品的总和及其全部疯狂的妒忌心在科学上会比一个空蛋壳的价值还大一点！赫尔姆霍茨尽管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实验家，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当然是丝毫也不比杜林高明。此外，德国的市侩习气和孤陋寡闻在德国教授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特别是在柏林。(p.257)

    只要人民群众——这里指的是土耳其农民，甚至中等地主——还是健康的，实际也是这样，这样的东方社会就仍然能够经受得住种种难以想象的打击。拜占庭人遗留下来的首都的四百年贪污腐化，会使任何别的民族毁灭，但是土耳其人只要一抛开上层，就完全可以同俄国较量一番。(p.257-25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７年７月２日于伦敦

    共和制将暴露其本来面目：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p.260)

    恩格斯致弗兰茨•维德    ［１８７７年７月２５日于兰兹格特］

    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注2），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部著作，除了各种外部条件，为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撰稿也是原因之一。已经过了五十六岁了，应该最终下决心节省自己的时间，以便从准备工作中最终得出某种成果。（p.261)

    （注1）维德，弗兰茨（约生于１８５７年）—— 德国新闻工作者，《新社会》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改良主义者。
    （注2）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７年７月３１日于兰兹格特市阿黛拉伊德花园２号

    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妻子这样地投身于她们的丈夫所积极进行的斗争，这将使身处英国这个安全之地的我们这些人的妻子感到惊讶。我们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议论和批评，然而在德国，由于不小心或考虑不周而说错一句话，就有坐牢和离别家庭的危险。幸而我们德国的妇女们并没有因此而惶惑不安，她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尽人皆知的女性的多愁善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妇女所具有的阶级痼疾。(p.26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７年７月３１日于兰兹格特市阿黛拉伊德花园２号

    我希望杜林精神已彻底破产，而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不管怎样，党的机关报刊毕竟是丢了脸，因为它们走上了邪路，硬说杜林的东西具有科学意义，理由是……他受过普鲁士人的迫害！（p.263）

    一个健康的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把废物排泄掉，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然而不应当仅仅因为群众是健康的，就平白无故地把疾病接种到他们身上。(p.264)

    为了不再成为代表大会任何辩论的题目，如果找到一家不是党的机关刊物的杂志，我就宁肯给它写稿。对科学著作来说实不存在民主法庭，我体验一次就够了。(p.264)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７年９月４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也认为，李卜克内西坐牢的时间太多了。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很好，但这并不是说应该使自己习惯于牢房生活。当然，您未必能使他离开前哨岗位（更确切地说，是前卫），因为一个已献身于这个事业这么多年的人，从这个事业中能得到极大的乐趣。(p.27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７年９月２７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俾斯麦先生高兴地看到这种打击，但是不希望事情发展得这样远。....如果事情在那里会发展成革命，那么霍亨索伦王朝的最后保障又在哪里呢？(p.275)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太经常地重复同样的蠢事。(p.276)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５日于伦敦

    不管那里怎样，到１８７８年底以前，俄国将得到一部宪法，而与此同时，也将得到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法国革命的再版。(p.277)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于伦敦

    既要完全符合卫生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又要使工人感到不太贵的好的工人住宅，——正象你知道的，这就如同三个角的四角形一样不可思议。(p.27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１９日［于伦敦］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注1）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

    工人本身如果....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注2）。....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p.281)

    （注1）赫希柏格，卡尔（１８５３—１８８５）—— 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１８７６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创办和资助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
    （注2）魏特林，威廉（１８０８—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

    一个连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不懂的家伙，竟写了一篇揭示危机“规律”的离奇文章。他所揭示的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崩溃”罢了。(p.282)

    几年（不太久）以前出版了一种关于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状况的蓝皮书（不知是不是官方的）之类的资料，众所周知，这些矿工对他们的雇主现在还处于封建式的依附状态（这本书好象是在一次流血冲突（注）之后出版的）。我特别需要这本书。(p.282)
    （注）指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的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罢工。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于伦敦］

    《未来》杂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正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杂志的纲领非常可悲。....一个资产者捐资入党后的第一个结果就不妙，而这是事先就应该预料到的事情。

    《前进报》也大量刊登爱好虚荣、不学无术的年轻人的不成熟的习作。我认为，无产阶级的钱不是用来为这一类学生习作建立废品库的。(p.283)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    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您表示要再给我寄来一些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材料，尽管我不好意思过多地麻烦您，但是我仍以感激的心情领受。其实，我可以安心地等待，而丝毫不耽搁我的工作，因为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p.285)

    （注）肖特，济格蒙德（１８１８—１８９５）——维尔腾堡作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    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我“不生气”（正如海涅所说的）（注1），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注2）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p.286-289)

    （注1）海涅的诗集《抒情间奏曲》第１８首。
    （注2）共产主义者同盟。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８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一个党，如果象在瑞士那样，拥有足够的政治手段来直接投入斗争，并可望迅速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末，对它来说，比起把自己的最终目的作为教条强加于每个参加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p.293）

    德国的重大错误还在于，让大学生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分向全世界大量散布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受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我才以杜林为标本作了那样详细的分析。(p.293)

    没有成效的战争或者新的失利必定会在彼得堡引起革命。革命将从宫廷和制宪开始，这将是１７８９年，随后将是１７９３年。只要在彼得堡召开国民议会，整个欧洲的面貌就将改观。(p.29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８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这有两个理由：

    （１）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
    （２）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它的因素大量存在），从而会加速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p.294)

    情况的发展不是这样。为什么？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叛卖。

    最后——这是他们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及时进行革命；....这也就加重了土耳其人的历史过失。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p.295)

    俄国的失败，俄国的革命将会是普鲁士的丧钟。(p.296)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８年２月11日［于伦敦］

    由于１８４８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这帮家伙跟在格莱斯顿、布莱特、蒙德拉、摩里之流以及工厂主恶棍等等的后面，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沙皇的更大的荣誉而大喊大叫，可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被南威尔士矿主逼得快要饿死了，他们却无动于衷。（注2）卑鄙的家伙！(p.297-298)

    （注1）蒙德拉，安东尼•约翰（１８２５—１８９７）——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工厂主，１８６８年起为议会议员，历任各部大臣。摩里，赛米尔（ｌ１８０９—１８８６）——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８—８８５）
    （注2）马克思指的是南威尔士矿工的特别贫困的状况，那里由于经济危机，许多矿井倒闭，大批工人失业。

    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    １８７８年４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对杜林的批判。....这个庸人占去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但没有别的办法：要末认真对待，要末根本不理。（p.303-304)
    （注）希尔施，卡尔（ １８４１—１９００）——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１８７８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两种意义和两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p.306)

    我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不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时，才能由我们出面重申资产阶级要求。(p.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