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９日［于伦敦］

    在这里的法国流亡者....跟瑞士的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共同行动，而那些流亡者又同被我们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巴枯宁）派勾结在一起。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而是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鄙人。我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为流亡者奔波，并用关于内战的宣言挽救了他们的声誉，而他们对我的报答就是这样。

    在这些“国际主义者”眼里，单是“德国”的影响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因为科学是德国的）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罪过了。(P.320-321)

    （注）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７２—１８７４），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１号

    我反对的只是那些没有事由的示威游行，相反，我指出了最近出现的一些“事由”，可以作为示威游行的根据并使之获得成功。(p.32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p.332)

    １８６８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p.333）

    请注意：关于政治运动：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p.337)

    （注)波尔特，弗里德里希—— 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工人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１８７４年因《工人报》执行错误路线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

    恩格斯致卡尔梅洛•帕拉迪诺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您可能会对我说，任何先例都是资产阶级的和权威的破烂货，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不取，而我要回答您：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都属于同一范畴，而遗憾的是，任何一个团体，即使是最革命的团体，都非有它不可。(p.339)

    （注）帕拉迪诺，卡尔梅洛（１８４２—１８９６）——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律师，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一，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成员。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这种分裂（注）本身并不十分有害，但是正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极不适时的。(p.343)
    （注）按：指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于伦敦］

    他们经常鼓吹放弃政治，在他们看来这或许要比经济问题更重要。他们放弃政治，结果正是他们自己把政治变为最重要的东西。(p.35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关于这里的阴谋，影响正在日益消失。....对他们尤其糟糕的是，世界并不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停滞不前。(p.35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关于波鲁特陶（注）。随信奉还的信比上一封信更能证明这头驴真是从头到脚陷进了巴枯宁的罗网。....可能，他还算“诚实”，但是他属于那种十分自命不凡的诚实的混蛋一类，对于这类人，我宁愿受他们的敌视，也不愿与他们友好。(p.362)
    （注）波鲁特陶，卡尔（死于１８７３年）——德国医生和政论家，拉萨尔分子，后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际会员，曾为《人民国家报》撰稿。

    在目前情况下，秘密活动无非就是工作不要喧嚷，宣传不要追求人人共知，不要象皮阿这类法国空谈家那样，要求每天散发充满血腥味的传单；我们同他们进行过斗争。(p.363)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于伦敦

    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请试试看，在船上废除船员“所承认的一切权威”！(p;368-369)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１８７２年１月６日左右］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们的经费很少，而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警察局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它们不能理解，象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以百万计的经费，怎么能取得这样强大的阵地。(p.374)
    （注）特尔察吉，卡洛（约生于１８４５年）——意大利律师，都灵无产者解放社书记，１８７２年成为警探。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打败自己的敌人，那末，我认为这就是权威行动。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胜利以后，我们可以随意组织起来，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认为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指向同一个攻击点。如果有人向我说，没有权威和集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是两种应当坚决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p.37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法国警察当局是如此狡猾，甚至它的密探也都是相互监视的。(p.380)

    出版马克思的《反蒲鲁东》第二版，还可以等一等。更重要的是出版法文版的《资本论》。现在，这也许很快就能实现，目前正在商洽。最好先不提《资本论》第二版，因为还需要把第一版剩下的卖完，而且最好是让这颗炸弹在罗雪尔、孚赫之流的头顶上突然爆炸。(p.38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９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国际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巴枯宁的阴谋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此人忘记了一点：工人群众决不可能象一小撮宗派主义空谈家那样跟着他跑。(p.383)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2年１月19日于伦敦

    我们看到，当广大工人自己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独具的健全理智和固有的团结感总是会而且很快会使他们识破这种个人阴谋。对于工人们来说，国际是他们决不愿意失去的伟大成果；而对于这些空谈家和阴谋家来说，国际只是个人和宗派进行无谓争吵的场所。(p.384)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还在活动，宣传工作进行得很好，我们主要是想在那些除了行会利益什么也看不到的旧的半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和旧的工联之外建立立足点。(p.385)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 地主和资本家

    ——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

    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p.390-391)

    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只是真正革命者为了事业所必须始终轻视的资产阶级偏见。(p.396)
    （注）库诺，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１８４６—１９３４）——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和恩格斯经常通信，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会后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来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恩格斯致商业职工支部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６日左右于伦敦］

    在你们国家里，商业职工很少献身于无产阶级进步事业，这话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因为这个阶层总的说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仆役构成的，他们本身希望早晚有一天成为资产者。尽管有许多值得推崇的例外情况，但是我认为，你们是最先在本行业中建立了支部的。（p.397)

    恩格斯致西吉兹蒙特•波克罕    ［１８７２年３月初于伦敦］

    爱尔兰问题，不管它多么简单，但毕竟是长期历史斗争的产物，同样需要加以研究，花两个小时就能掌握的指南是没有的。(p.415)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    １８７２年３月７日［于伦敦］

    受巴枯宁领导的某些分裂分子企图在非常代表大会上指控总委员会。问题的实质在于国际对政治问题的立场。这些先生要求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行动，其中包括放弃一切选举，而国际从一开始，就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解放的手段这一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总委员会捍卫了这一点。....关于问题的实质，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对象丹麦人这样一个政治上开展的民族来说，这会是一种侮辱。(p.417-418)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使加入国际的工人在各国国会中占有席位，使至今独享这种荣誉的倍倍尔得到各国的支持。(p.41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于伦敦

    巴枯宁主义这堆垃圾不可能在一天内清除掉，但清除工作终于认真地开始了，这就很不错。(p.426)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１日于伦敦

    我为保尔在《解放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向你祝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些文章，这在西班牙人盛行空谈的荒漠中，给人以清新之感。....。《解放报》上的那些文章，第一次把真正的科学奉献给西班牙人，你对这些文章也作出了很大一份贡献，而这正是在科学方面的很大一份贡献，因此我作为西班牙书记应该特别向你表示感谢。(p.427)

    我们看到，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工人和代表他们的那些人是完全不同的。可笑的是，这些人叫嚷说：我们要完全的自治，我们不要领袖，同时却让一小撮资产阶级空谈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p.427-428)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    ［１８７２年３月中于伦敦］

    一般说来，在吸收小农和小租佃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当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高度发展，现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p.429）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１８７２年３月１８日于伦敦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p.433-434)
    （注）拉沙特尔，莫里斯（１８１４—１９００）——法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

    恩格斯致切扎雷•贝尔特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于伦敦

    在同一个城市里存在两个互相竞争和敌对的支部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幸亏组织条例（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赋予总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支部的权力。您会看到这个权力对于我们的组织是多么必要，而特尔察吉的汝拉朋友们却把这个权力描绘成权威主义的和不正当的。（p.435)

    （注）这封信是根据维•雷吉斯提供的消息写的。１８７２年２月下半月雷吉斯（假名埃蒂耶纳•佩沙尔）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天，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他应当在那里了解国际各支部的实际情况，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并宣传国际的思想。１８７２年３月１日，雷吉斯以给恩格斯写信的方式报告了自己这次旅行的情况；在信中他特别谈到关于国际都灵支部—— “无产者解放社”开除特尔察吉以及怀疑特尔察吉同警察有联系的问题。根据这一消息，恩格斯同特尔察吉断绝了联系，而同支部的新书记贝尔特建立了联系。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１日于伦敦

    首先，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协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绝不是为推选一些清谈家而建立的团体。（p.436）

    （顺便说一下，巴枯宁对我个人不怀好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俄国丧失了任何影响，那里的革命青年是跟我走的。)(p.436)

    ［附件］

    摘    录

    总委员会的加聘权

    总委员会要有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先，它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委员，以便完成它所担负的多种工作；其次，总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最后，工人成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缚而使总委员会的人员经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没有加聘权，它怎么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结合起来呢？（注：伦敦总委员会四分之三以上的委员是雇佣工人。）(p.437-438)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谁应当确定这种一致呢？显然，如果没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权威’，决议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p.439)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２［—２３］ 日于伦敦

    尽管我们的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大大超过其他各国的工人，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还远未摆脱原来的“行会习气”，同时，由于德国所固有的恶劣的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使他们表现得极其冷酷无情，尤其是在钱的问题上。(p.446)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１８７２年５月３日［于伦敦］

    这种谩骂，如同对来自这方面的正式的或私下的赞扬一样，我都毫不在意。(p.45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２年５月７日于伦敦

    对“德国文化”代表人物的这些描述，你应当加以利用；它生动地证明，这种资产阶级“文化”已衰败到何等地步，而它的正式代表者又是多么滑稽可笑。(p.457)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１８７２年５月７［—８日］［于伦敦］

    只要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障碍，并和群众进行接触，那里的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事情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然而，如果没有落脚点，那末在任何地方，要做到这一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p.46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５［—２２］ 日于伦敦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论》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而在着手研究其他问题之前，他就应当把这两章弄清楚。(p.46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７２年５月27-28 日于伦敦

    今天收到了美国的消息。....伍德赫尔（注）女士及其朋友举行了集会，提出了自己的合众国总统候选人，并且还提出了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谈资本和劳动；总之，他们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这未免太过分了(p.577)
 
    （注）伍德赫尔，维多利亚（１８３８—１９２７）——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企图夺取国际北美联合会的领导权，组织了一批由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支部，曾领导被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曾和自己的妹妹田•克拉夫林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于伦敦

    您谈到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注1）的消息（注2），使我和我全家人非常高兴。象他这样使我爱戴和尊敬的人是不多的。（p.479）
    （注1）洛帕廷。
    （注2）丹尼尔逊于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７日（俄历１５日）写信告诉马克思，洛帕廷经过十一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不得离开伊尔库茨克。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０日于伦敦

    可惜您没有去西班牙，那里的人会使您喜欢的，他们在所有罗曼语民族中毕竟是最有才能的。您在那里会很有用；他们需要一点儿德国理论，并会很好地加以领会，加上他们的特点是热情和对资产者怀有阶级仇恨，这种阶级仇恨无论对我们北方的人或者犹豫不决的意大利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p.48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经过修改的瑞士宪法，至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温和的进步，这种进步，一方面使那些旧州的野蛮人稍稍活跃起来，而另一方面却把一些最进步的州置于全瑞士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控制之下，从而阻碍这些州的发展，尤其是阻碍条件特别有利的工业城市日内瓦这个独立共和国的发展。(p.487)

    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在日内瓦这个实际上很偏僻的小城市，以至在整个瑞士是怎样发生的，那里的人互相都认识，因此任何政治运动都采取了造谣中伤和尔虞我诈的形式，所以，我们对待这件事并不十分在意，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辨别力终将很快占上风，并使一切都平伏下来。(p.487-488)

    一般来说俄国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早先到欧洲来的是一些象赫尔岑和巴枯宁一类的俄国贵族，是些招摇撞骗的家伙，而现在来的则是一些来自民间的人。在这后一批人当中，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年青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p.488)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书信内容记录］

    我并不害怕公布我的信件，但是，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名誉问题；您应该告诉我，这些信件是否经您的同意而交给我的敌人的。如果是经您的同意这样做的，那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您已经使自己陷入了巴枯宁的秘密团体——同盟，这个团体一方面在自治、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幌子下，向非亲信者鼓吹解散
    国际，另一方面对亲信者则实行绝对的权威主义，以便用这种办法把协会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这个团体把工人群众看作是一群盲目追随几个亲信的领导人的绵羊，并力图在国际中起耶稣会教徒在天主教教会里所起的作用。(p.;489)

    恩格斯致乌果•巴托雷利    ［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８日于伦敦］
 
    除了红旗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旗帜。(p.50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３日［于伦敦］

    在我退出[总委员会]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p.503)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１８７２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这一次运动很可能将从柏林开始；那里的矛盾十分尖锐，只要政局一发生变化，就会引起矛盾的爆发。这样的柏林革命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它既是从内部发生的，总比在某种色当（注）以后出现的要好些，因为那种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p.507）
    （注）普法之战法军于色当战败投降。这里暗指将来德军战败。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１日［于伦敦］

    共同章程第七条（ａ）已于星期六上午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包括弃权票），即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p.52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我想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个性等写些东西发表，以期在西方引起对他的同情。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些资料。(p.549)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于伦敦

    这种驳斥方法首先要求对问题有独立的和完全正确的思考。(p.553)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去年，巴黎《经济学家杂志》的最后几期上，发表了布洛克（注）对我的书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又一次证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已经彻底退化。(p.561) 
    （注）布洛克，莫里斯（１８１６—１９０１）——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