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５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许多著名工会活动家”....他们灵魂深处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而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就不可能有任何工人阶级的报纸。(p.202)

    埃卡留斯先生是我们事业的叛徒，我决不可能给为他提供版面的报纸写文章。(p.203)

    《劳动旗帜报》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传播关于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形形色色的和互相矛盾的观点的工具，在它刚办起来的时候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假使不列颠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着力图摆脱自由派资本家影响的流派，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既然到目前为止这种流派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我就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并不存在。如果有确凿的迹象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流派，那我就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它。可是，我不认为，每星期写一栏文章，可以说是淹没在《劳动旗帜报》上提出的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之中，这对于它的建立会有多少帮助。(p.20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７日于约克郡布里德林顿码头

    您完全不必这么夸奖瓦累斯（注）。这是一个可怜的，文学界的，或者不如说是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由于没有天才而转向极端派方面，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在公社时期，他只是说说漂亮话，如果说他也作过什么事情，那也无非是带来了危害。(p.206)

    （注）瓦累斯，茹尔（ １８３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者，积极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为此，曾多次被判徒刑；第一国际会员和巴黎公社委员，教育委员会和对外联系委员会委员，《人民呼声报》编辑（１８７１），同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接近，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１８８３年１０月起为法国《人民呼声报》编辑。

    他们（注）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表现在每个人都想当军官，没有一个人想当士兵。(p.208)

    （注）指巴枯宁分子。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５日于伦敦

    考茨基....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大。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p.211-212)

    在外省，个别的巴黎候选人之所以丧失了数以千计的选票，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也使用了空洞的革命词句（这种词句也是巴黎所固有的，如同嘈杂声响为手工工场所固有一样），但是在那里，人们却严肃对待这种词句，他们说：没有武器和组织，如何进行革命？(p.212-213)

    过分重视公开宣传，而轻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只有经验才能纠正这种情况。....只有事变本身才能唤醒冷淡消极的人民群众，....这样通过冲击来争取群众，比利用公开宣传来逐渐吸引他们，更为重要。(p.213)

    资产者在目前的关系下是不会容许我们来摧毁他们的立足点的，因此最好是由他们自己去干这件事。重新刮起另一种风的时候将要来临。目前你们不得不自己去对付各种艰苦工作，忍受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而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你们和我们的全体同志所采取的任何一个无耻行为。报仇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利用。(P.213-214)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１年８月２７日于伦敦

    应当通过沉痛的教训学得聪明一些。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损失许多一般说来是优秀的分子；但如果优秀分子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却不顾一切地去搞秘密活动，那他们就无可救药。幸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再生产的强大能力。(p.21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于伦敦

    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当然，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p.221-222)

    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这个意义来说，都贪权。....而对于任何一个有些价值的人，我任何时候听人说他贪权，我也只能由此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p.223)

    导言（注）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p.224)

    （注）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p.224-225)

    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p.225)

    考茨基是怎么搞的？但愿他不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p.22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象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１８６５—１８７０年时期——比大城市居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p.229)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我的妻子经过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之后于本月二日逝世了。

    我想尽快地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p.237-23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至少要对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这样一种“公正”，看来是具有不列颠庸俗习气的下流文人所根本不懂的东西。（p.239）

    所有这些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P.240)

    １２月１日的最近一期《现代思想》月刊（我将寄一份给你）发表了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注1）的一篇文章《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

    目前这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用大号字印成的广告在伦敦西头（注2）的墙上到处张贴，宣传这篇文章的发表，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我最重要的是，还在１１月３０日我就收到了上述的一期《现代思想》，使我亲爱的妻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得到了愉快。你知道，她是多么热情地关怀所有这类事情。(P.240-241)

    （注1）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１８５４—１９２６）——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八十年代初起为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１８８２年起为民主联盟（于１８８４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是其左翼积极活动家之一；曾在伦敦（东头）最贫苦的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１８８３年起同弗•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的创始人（１９１１）和领袖之一；多次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６年被开除出党。
    （注2）伦敦西区，那里住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我从各地和从各种民族、各种职业等等的人们那里收到的吊唁信，都赞扬妈咪，都充满了非常真诚的心情，非常深厚的同情，

    这是罕见的，而通常这只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我认为这是因为她一切都自然而真实，朴素而不做作；因此她给人的印象是富有朝气和乐观愉快。赫斯夫人甚至写道：

    “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毁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

    李卜克内西写道，没有她，他也许已沉沦于贫困的流亡生活之中，以及其他等等。（p.242)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２年１月４日于文特诺尔圣博尼费斯花园１号

    我今天收到了莱茵哈特（注）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最诚挚地、怀着最深厚的同情谈到我们的巨大的不幸。德国资产阶级报纸迫不及待地宣布，有的说我死了，有的说我在最近的将来必然要死亡，这使我很开心；为了它们，“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p.247)

    （注）莱茵哈特，理查（１８２９—１８９８）——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利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６日于伦敦

    马克思在威特岛，在文特诺尔，但是他来信说，那里的天气非常恶劣，比我们这里还坏。不过，可望天气很快发生变化，不管怎样，旧病复发的危险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了。资产阶级报刊迫不及待地散布消息说，他最近必将死亡，这对他是有利的，他说：“现在我更应该长久地活下去，以刺激刺激这群恶狗。”(p.249)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４１号

    寄给您一期《现代思想》，其中载有关于我的一篇文章。作者所引用的传记资料是完全不真实的，这点不必向您多说。....毫无疑义，他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主义真正感兴趣的英国评论家。他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p.25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２年１月２５、３１日于伦敦

    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注）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p.255-256)

    （注）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p.256-257)

    遗憾的是，倍倍尔没有当选。只有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远见和充沛的精力，不致容许蠢事发生。(P.257)

    法官拥有在一切方面自由决定之权，除了纪律条例之外，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在政治事务中他们的决定当然将取决于而且现在就是取决于他们的“自由裁断”。这样一来，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那种环境下，法官必然会成为行政当局的官吏和警察意志的传达者。(p.257-258)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们正在经历。(p.258-259)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２年２月７日于伦敦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p.260)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p.261)

    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p.261)

    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p.262)

    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p.262)

    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p.263)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０日于伦敦

    一个新的经过正式改组的国际，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只能引起新的迫害，最后只能是二者择一：或者是放弃这一事业，或者是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的。后一种做法是不幸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让密探混进来。(p.267)

    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实现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许多线，互相交叉，而我实在看不出，在目前，让这样多的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的周围会给运动带来什么新的力量——恐怕这只能增加摩擦。但是，正因为如此，当需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这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并不需要长期的准备。(p.268)。

    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行动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即当欧洲的事变会促使它诞生之前，应当暂不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就会损害它将来的效果，而且这只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之举。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绝不应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p.26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２、２５日于伦敦

    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为我们德国的青年担心。他们定能出色地经受住任何考验。有庸俗习气的不是他们，而只是那些领袖先生们，后者一开始就不是率领群众，而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前走。(p.270)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p.270)

    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农村对它毫无所知。(p.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