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２７日［于文特诺尔］

    对拉法格和盖得的愚蠢行为的气愤我先前在给你的信中就发泄过，因而已经消了一些。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在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怎么能这样轻率地——不客气地说，这样愚蠢地——不知为了什么而去冒丧失一切的危险！（ｐ．１１５）

    至于巴黎的“工团”，我从巴黎公正人士的言谈里得知（在阿尔让台逗留期间），这些工团可能比伦敦的工联还要坏得多。（ｐ．１１５）

    你对于平方在变换形式的能的传递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证非常好，为此向你祝贺。（ｐ．１１５）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８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能习惯于这样的思想，即推动力应该来自那里。要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解释过这点。他指望爆发一次新的大危机，我认为这为时过早；象１８４２年的那种中间危机是可能出现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遭受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工业最落后的国家——德国，它只好满足于世界市场需求的残屑余渣。（ｐ．１１６）

    马克思致恩格斯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４日［于文特诺尔］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报》上为我的价值理论而互相反驳的三个争论者——拉弗勒、卡菲埃罗、康德拉里——都在胡说八道。但是，如果就康德拉里从马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一书中摘录的关于我的价值理论的引文而论，马隆事实上比这三个见识浅薄的人还要肤浅。（p.118)

    （注）关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论战，是从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８日《人民报》第１３号上的罗•康德拉里的文章《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的。康德拉里在这个报纸上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其中有他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１５日《人民报》第１４号上发表的《拉弗勒和洛贝尔图斯》一文，这篇文章谈到了拉弗勒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意见。此外，在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２２日、２９日和１１月５日、１２日《人民报》第１５、１６、１７和１８号上还发表了康德拉里的文章。在１７号上还刊登了卡洛• 卡菲埃罗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标题为《论战》。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８日于伦敦

    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注1）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著作（注2）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象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ｓｅｘｕｓ）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p.120)
    （注1）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注2）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

    看一看神圣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在所谓原始部落那里可以看到——，这很有意思。神圣的东西最初是我们从动物界取来的，就是动物；相反地，“人的戒律”在上帝的诫命面前，就象在《福音书》中那样，被看作污秽的东西。（p.1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15日于伦敦

    附上关于马尔克的附录（注1）。....这里所提出的对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农奴制的起源的看法，我认为一般说来是无可争辩的。我重读了毛勒的全部著作（注2）中一切与此有关的地方，在那里面几乎找到了我的全部论点，而且都有证据，此外，也有一些正好相反的论断，但它们不是缺乏证据的，就是从这里恰好没有涉及到的时代得出的。....在毛勒的著作中这些矛盾的产生是由于：：（１）他习惯于不分主次地和杂乱无章地引用一切时代的证据和事例；（２）他具有法律偏见的残余，每当问题涉及对发展的理解时，这种偏见就对他起阻碍作用；（３）他对于暴力和它的作用注意得非常不够；（４）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似乎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也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 

    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妨碍十七和十八世纪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p.122-123)

    （注）弗•恩格斯《马尔克》。
    （注）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１７９０—１８７２）—— 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世纪日耳曼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里指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22日于伦敦

    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p.131)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８１年１月—１８８３年３月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１年２月１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使地球上的人口得到增殖——您在[《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第１６９—１７０页上所谈的，很肤浅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p.145)

    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

    其实，早在１８４４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１０９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p.145-14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１年２月２日于伦敦

    既然您那里有《新莱茵报》，您可以不时翻阅一下。正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个订户，虽然在１１月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１８４９年５月我们又拥有原来的订户数目，而且甚至更多。(p.147)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只要冲破墨守成规的思想罗网，那末遇到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抵制”——这是墨守成规的人一碰到困惑不解的事物时所使用的唯一的自卫武器。(p.149)

    有一点我现在不能不谈一谈。土壤日益贫瘠而且又得不到人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但它仍然会依天气的变化莫测的影响，即依不取决于人的种种情况，继续提供数量非常不一的收成；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８８０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反之，一个荒年，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歉收年，使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重新积聚起来，并在有利的气候条件再出现的时候，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过程当然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它由于农业经营者的限制性的干预而受到调节。在人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再成为一种“力量”的地方，这种过程便成为唯一起调节作用的因素。(p.149)

    如果把整个时期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平均年产量总是一样的，各个年份之间以及各个小周期之间的差别纯粹是自然因素造成的。(p.150)

    英国的铁路系统和欧洲的国债制度一样，都在同一个斜面上滚动。各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中当权的巨头们不仅举借数额越来越大的新债，来扩大他们的铁路网，即扩大他们象君主专制一样进行统治的“领土”，而且扩大他们的铁路网，以便获得新的借口举借新债，从而有可能向债券、优先股票等等的持有者支付利息，以及间或以稍稍提高红利的形式给那些受骗的普通股票持有者一点小恩小惠。这种巧妙的办法迟早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祸。(p.150)

    铁路大王和金融骗子古耳德这个大吸血鬼曾经对纽约商业巨头们说：

    “你们现在攻击铁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们由于目前不受欢迎，最易受到损害；但是你们要当心啊！继铁路之后，会轮到各种公司〈在美国人的方言里意思是股份公司〉，然后轮到各种形式的合伙资本；最后就轮到任何形式的资本；这样，你们就在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共产主义的倾向在人民当中现在就已经愈来愈普遍了。”

    古耳德先生真是“嗅觉灵敏”。（p.151）

    在印度，不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严重的麻烦。....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

    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织的真正的谋反正在进行中；不列颠政府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正在“酝酿”中，但是这些笨蛋（我指的是政府官员）被他们自己那套议会的言谈和思考方式所愚弄，甚至不愿意弄清事实真相，不想了解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严重到什么地步！欺骗别人结果也欺骗自己，这就是议会智慧的真谛。这倒更好！ (p.151)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p.153)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p.154)

    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p.154)

    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马上破产，如此等等。(p.154)

    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p.155)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法国革命要把土地交给人民，而英国的共和政治则要在爱尔兰把土地从人民手中夺走。(p.156)

    爱尔兰的全部土地问题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把爱尔兰的地产没收过来转交给英国殖民者的历史。(p.157)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１８８１年３月８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４１号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p.16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２日于伦敦

    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产而破产。(p.163)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p.163-164)

    不连篇累牍地用“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p.164)

    首先必需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又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此，对这伙混蛋的任何朝弄都是有价值的(p.164)

    爱尔兰人只有过分聪明，才会不知道起义对他们来说会是灭亡。(p.164)

    爱尔兰在促成一切；爱尔兰是帝国内的推动因素。(p.16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１年３月３０日于伦敦

    反对奴隶制的杰出人物温德耳•菲力浦斯（注），除了约翰•布朗以外，对于消灭奴隶制和胜利地进行国内战争，他比任何人贡献都大；这是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演说家。(p.167)
    （注）菲力浦斯，温德耳１８１１—１８８４）——美国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卓越的演说家，废奴运动革命派领袖之一，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反对南方奴隶主，七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１８７１年加入第一国际。

    即使我们全都袖手旁观，事变也会迫使我们走上前台，并为我们准备好胜利。在总危机临近的时候，早已预言过的全世界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瞎眼的敌人在为我们工作；加速世界崩溃的发展规律，正在全面的慌乱中和通过这种慌乱发挥作用；——看到这一切真是令人高兴。(p.16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这个Ｋａｕｔｚｃｈｅｎ（注1），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注2）？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p.171)

    （注1）Ｋａｕｔｚｃｈｅｎ，怪人，和姓Ｋａｕｔｓｋｙ（考茨基）发音相似。这里指卡尔.考茨基。
    （注2）敏娜•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德国女作家，写有许多社会题材的小说；卡尔•考茨基的母亲。

    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p.172)

    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注）？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p.173)

    （注）指对参加了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３日（俄历１日）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的民意党人（见注１５７）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娅、尼•伊•雷萨科夫、提•米•米哈伊洛夫、尼•伊•基巴耳契奇和格•米•格耳夫曼的审判。审判于１８８１年４月７—１０日（俄历３月２６—２９日）进行。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０日作出判决：除格耳夫曼以外，所有参加谋杀的人都被判处绞刑。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５日（俄历３日）执行判决。由于怀孕而缓期的格耳夫曼被判处服无期苦役，于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４日死去。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１年４月１４日于伦敦

    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考茨基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有很多的次要观点，也许这对于杂志上的长文章是适用的，但是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报纸上，就往往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党的机关报上这是不行的。(p.17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８日于伦敦

    我们对你的两篇演说表示祝贺。我们尤其喜欢那篇关于保险法的演说。演说中使用了以讽刺占优势的正确的调子，这种讽刺是高尚的，又是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对法律草案已批判得淋漓尽致，无需乎作任何补充了。我应当坦白地告诉你，同时还以马克思的名义来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读到过的你的演说中最好的一篇，辩论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整个帝国国会中旋工倍倍尔是唯一有教养的人。(p.17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１８８１年４月２９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４１号 

    我祝贺你顺利分娩；至少，从你能亲自给我们写信来看，我认为一切都好。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注）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p.179)                   
    （注）马赛尔•龙格。

    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实际困难——决不光是爱尔兰有这些困难——非常之大，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实行地方自治，从而使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牛十分愚蠢，不能理解这一点。（p.18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于伦敦]

    这个人（注）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他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过渡措施的地方，你也能找到这种要求）。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十八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18４７年，我在一篇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里曾经谈到这一点。(p.191-192)

    （注）指乔治，亨利（１８３９—１８９７）——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有《进步和贫困》等，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的思想；曾企图领导美国工人运动，并把它导向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

    第一个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且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的人，是科兰。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p.192-193)

    亨利•乔治的论调显然也露出了这种狡猾的，同时也是愚蠢的用心。这对他来说是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本来应当相反地提出问题：在美国，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比起来，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这样，那末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他还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所有这些发明灵丹妙药的人的显著特点。(p.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