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枪杀高敬亭的做法，项英当时是不知道的：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干部会议作报告时说：“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17]

    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兼副军长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是重视的，主张采取教育、帮助的办法加以解决。1939年3月，项英先后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叶剑英及在皖中的张云逸等，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18]

    在叶挺军长率部到达江北着手处理高敬亭问题时的5月4日，项英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以毛主席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还亲自草拟了电文[19]报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20]。

    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李一氓，为澄清新四军一些历史真相，多次给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写信，叙述当年的真实情况。80年代该纪念馆业务馆长甘发俊多次去北京，找到李一氓（甘馆长每次返回经合肥时都要到笔者家来谈谈情况），当李一氓谈到高敬亭被枪杀一事时，是这样说的：“当时，新四军第4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1、第2、第3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枪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不会同意那样办的。”[21]

    1939年8月，叶挺军长从江北返回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后，在与项英交流情况时，项英对叶挺在江北辛勤工作表示慰问，但也委婉地对枪毙高敬亭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项英表示对高敬亭不应作出那样最严厉的处理，并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蒋介石）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22]叶挺军长听了后，特别是得知中共中央对高敬亭有“教育争取”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23]。

    笔者认为，高敬亭有错，但错不当杀，应采取冷处理、过渡办法解决之。高敬亭同志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走上革命道路的，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反动派烧毁他家房屋、杀死他的父亲、妻子，儿子也下落不明。高敬亭怀着深仇大恨投身革命，且在组织农民武装斗争中崭露头角、威信很高，从1931年起就逐步走上党政军领导岗位，在领导鄂豫皖边3年游击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在领导新四军第4支队敌后抗战是有成绩的。虽然他在执行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东进皖东的方针上犯有错误，在杨克志、曹玉福叛逃事件上负有领导责任，但这些错误、责任应该归属于组织观念和思想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批评教育解决的，枪决高敬亭是令人惋惜的，是错误的，早就应该平反，但毛泽东主席的“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的批示，与历史史实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