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的根在那里,我的父爱在那里!父亲抱着我的唯一的一张父女合影就诞生在那里。
人的一生本该有第二张、第三张、乃至若干张“父女合影”的——可皖南事变夺去了数千位新四军战士的宝贵生命,也夺去我爸爸周子昆、项英伯伯、袁国平伯伯的生命,也永远夺去了我本应该拥有的“父女合影”。从此,母亲挑起了独自抚育我们姐弟俩的重担。我热爱母亲,她把我们抚养长大,让我们从小懂得继承父辈的遗志、父辈的事业;我佩服母亲,她有着农家女结实的身板,有着红军战士顽强的意志。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她不仅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还精心地培养着自己的孩子。母亲今年高龄97岁了,虽然外出活动已不很方便,但依然能生活自理。
近几年,有关纪念新四军与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较多,母亲便让我代替她参加。所以,她的“收藏”也让我翻阅、寻找,我得以欣赏妈妈存封数十年的老照片,其中便有那张唯一的“父女合影”。于是,妈妈曾对我说起过的儿时的故事,在脑海中形成了具像——看到儿时的我,看到年轻时的爸爸。他是那么英俊潇洒、轮廓鲜明、富有朝气,我心情格外激动,格外亲切。妈妈以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这些照片?是老人家怕提起往事而伤心?还是怕我们姐弟知道往事而伤心?也许两种担心都有,但我从不去问妈妈。妈妈是伟大的母亲,妈妈的一生也是不容易的。我自己也是早就做了妈妈的人,当然理解自己的母亲。我曾多次端详这些照片,想从中找到母亲说起过的我的幼时、我的童年,也就让我更加思念父亲。
1939年10月2日这个早冷的中秋,在皖南泾县中村新四军小河口医院里,“哇”的一声,又一个“新四军小女兵”诞生了,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片战火纷飞的皖南热土——那就是我。很快,军部的叔叔阿姨们、泾县的乡亲们都知道了,有的送来鸡蛋、生姜、红糖、小衣服,还有的乡亲们考虑极其周到地送来了一个大木盆,给我洗澡用。为了感谢热情的乡亲们,父亲给我起了名字叫“周汪民”,意思是叫我永远不要忘了泾县人民那样精心的呵护。可能是爸爸先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缘故,也可能是又新添了个可爱的小姑娘,他对我倍加疼爱,真是“抱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不知如何疼爱才是。凡是看到他的人,总觉得他乐呵呵的。由于我的出生,可“乐坏”丁早我几个月出生的皖郎大哥(袁国平和邱一涵之子)。因邱妈妈体弱有病,奶水不足,而我母亲虽然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穷有穷福,奶水多而质量好,完全够这一对小兄妹吃的了。有时两个小宝贝同时饿了,我母亲总是先喂皖郎哥,我饿得直哭。待大哥哥吃饱了,喝足了,才轮到我,真是太“偏心”了。
由于那时军部的孩子不多,当时我也就成了“抢手货”, 一个逗人喜爱的“活玩具”。妈妈在女八队工作,如果星期天没事,我便由黄诚叔叔(父亲的警卫员)抱着或背着跟着妈妈翻过一个又一个大小山头去父亲那儿度“周末”,人未到军部,半路上早已被警卫叔叔“抢去了”,好半天都回不来,直到我饿哭了,才送到我父亲身边。他尽管工作很忙,每每看到女儿来到身边,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边抱着我,一边埋头批阅文件,连我尿湿了他的裤子也全然不知,还笑着说,不要紧的,焐焐就干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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