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拜读了蔡文,觉得有关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北移问题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的看法。我作为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根据 当时的事实可以衬托出与蔡文中一些论点的反差。
蒋介石蓄谋千方百计要削弱或消灭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的。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蒋介石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武装是主客观条件形成的:客观条件是国共合作抗日是全国人民意愿,蒋多少有点顾忌。 主观条件是:一是以抗日统帅地位可以下达命令,指定你的防区调度你的队伍,限制你的军饷、弹药牢I、给,等等。二是可借用日寇力量消耗和消灭你,甚至与日寇联手干掉你。但是蒋的主观条件用尽了,未能达到所愿。他就不一定把自己只限于使用政治手段了,也就会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只要时机有利于采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
蔡文中提到,皖南新四军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南下茂林”与事实不符。
一月四日夜,新四军皖南部队开拔时,适逢大雨,部队从不同驻地向茂林前进。无数路队伍高举火炬齐头并进。我曾经心生疑问,既然夜间出发就带有保密性,那么为什么又高举火炬浩浩荡荡堂堂皇皇地走?!这个保密性对谁保,对国民党保吗?根本不可能。因为后来我知道,国民党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陈某,叶军长让随军到茂林,陈某还认为自己可能成为人质而惶恐不已,叶军长留他是有什么事时通过他与国民党军联系方便,到了茂林后叶军长让陈某离开了,陈似获特赦意外高兴。陈某既然跟随新四军南开茂林,他不会将情报报国民党军吗!此其一。其二,前述无数路火炬大军南进茂林,那么潜伏在新四军驻地周围的国民党特务难道睡觉了吗!?他们不会把此大情报报告国民党军吗。其三,我所在的三支队为了会同军部一道行动,提前从繁昌铜陵等地出发回云岑,我记得1 94 1年元旦日是在行军中度过的。有此三点谁能相信国民党会毫不知情,“上官云相给他部下打电话,想当然地认为皖南新四军4日已离其根据地,向繁昌方面窜去” 岂是说梦话。
关于北移的行军路线问题:蔡文中提到“项英不想走国民党指定的路线,最后搞出一条南线来……十分意外地撞上了国民党的枪口。”果真如此,其结论是皖南事变惨剧,新四军也负有责任。事实是怎样的呢?且看:
新四军北移路线有三条。1.向东转苏南渡江,2.从皖南直接渡江,3.向南转东北到苏南渡江。1、2两条是国民党指定的路线。现在我们来看: 1.向东。必须通过蒋介石的嫡系52师防区。1940年12月上中旬新四军军部曾经分两批送走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等1700余人,1300挑物资,途经52师防区发现沿途均构筑了工事,万事俱备,侯君入瓮,这就是国民党指定的路线,项英等不想走,不就有答案了吗?
2、向北直接从皖南渡江。从新四军的防区到达长江南岸渡口,大约还有50里的日占区。而且新四军防区太小,9000人大部队回旋余地没有,渡江需分小批偷渡,拖延时间长,请想想,前面有日伪,后面有国民党大军(皖变参战是八万人)“礼送”的枪口。还有江北。蒋介石于1940.12.4和24日密电江北李品仙部和苏南冷欣部防堵江南新四军渡江,并告知李品仙日军已从大通派来400余人驻文兴洲等处构筑工事并派舰艇多艘沿江巡逻等。这么凶险的指定路线,即使你万幸地有一小部分能到达江北还有李品仙“欢迎”的枪口。要不要走这条路线,不要说项英,任何意识正常的人都会拒绝的。
再者,在军部决定撤出皖南北渡后,我三支队即在长江南岸渡口筹备了一些渡船,但国民党把我军渡江消息透出以后,日寇即把我筹备的民船全部扣留看守,此时再要从皖南渡江、渡船都难找了。 3、绕茂林转赴苏南这条路线是被逼出来的,无奈的选择。据说我军领导对这条线路的国民党军情况也没有摸清 楚,只是企望出国民党军之不意穿插出去。
还应该说明一点,前述我军先行1700人到达苏南后都是分小批渡江的,少部分还特别安排到上海由我地下党安排过江。1300挑物资则尽失。而且谭震林还曾电报军部说去苏南人员分批时间间隔不能太密,否则苏南不好安置等。这说明我大军九千人即能突破国民党在皖南的包围到达苏南也还是凶险有加的。虽说与前批疏散人次属于非武装人员有所不同,须知我们当时的弹药存量是无法坚持长时间战斗的。
关于部队开拨,经费、弹药、冬服可以照发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钓饵,口头上答应给,可就是不发,拖延时日,叶挺军长为此不知跑了几趟上饶,冬服我可没见到我军将士穿上了什么新衣;弹药更是敏感问题,到底有没有拨给,拨给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军在茂林山区几个战斗下来就弹尽了。至于经费那倒是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发的时间肯定拖至部队临动身之时。为何如此说,因为发下的经费,军领导都来不及分配给各部队,而只分散给军部的干部携带,我的叔叔邓子鸣当时是军政治部的一般干部,也分到百元银元,用长布袋绑在身上行军。叛徒刘厚总之所以杀害项英、周子昆,因他们身上携带有金条和银元,恐怕也是一个诱因吧。我三支队的司令和政委是没有收到这些经费的。我说它是一个钓饵就是拖延时间让你延误时间,造成违犯“军纪”。我们应作为教训来吸取。
所谓“主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绝不会为了报复,在皖南去对正要执行《中央提示案》的部队痛下杀手,从而毁掉自己精心策划的政治限共大局”。这里我认为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的“政治解决”与“军事解决”的最终目的及其含义是什么。众所周知,蒋介石十年剿共灭不了共,始终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是被动的,对国共合作是否诚心诚意正是要问问蒋介石的。因此蒋介石对中共的军队使用政治手段也好,军事手段也好,就是要千方百计、处心积虑限制,削弱乃至消灭你。用政治手段解决只是对全国人民能遮盖一点恶行。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把人民看在眼里,否则他不会在十年剿共中喊出“宁可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残忍口号。只要在时机合适夕,他会不惜用一切军事手段解决你。因此蒋介石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一贯”是有的那不是什么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的区分,而是一贯想消灭你。
所谓要国民党军对皖南新四军北移作“掩护”、“礼送”、“安全送走”还有上官云相下令要调集皖南的国民党部队“远离是非”“力避与匪军摩擦”等等,多漂亮的词眼、多动听的口号,真的如此吗?!试看,52师的防区在皖南新四军向东去苏南的路上构筑工事作何解释?!顾祝同从南昌的抗日前线、从浙江的抗日前线调集部队集中皖南是说万一新 四军抗命不走,好就地解决稍有一点说得通的理,但是40师是从苏南前哨回调的,作何解释呢1 4 0师不留在苏南,在新四军北移时就地帮助抗击日伪籍作“掩护,“礼送”,而跑回到皖南来“掩护”!同样上官命令部属“力避与匪军摩擦”“远离是非”,上官不自思忖一下,这话一出不是打自己吗!你把部队从几百公里外调集皖南,你的任务能“远离是非”、能“力避摩擦”吗,该文作者怎么能相信呢!应该理解为“挑起是非”“制造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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