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论者以为，抗战初期组建的新四军原本是一支缺乏文化的军队，但是，由于新四军领导者大力延揽人才，善于使用人才，营造学习氛围，使新四军成为政治素质硬、文化素养高、军民关系密切的人民军队，新四军所经历的成功的文化建军之路，对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四军；铁军；军队建设；文化宣传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这里所说的“文化”具有宽泛的涵义，既包括知识水平，也包括文艺与文娱活动，同时还包括政治素养与军事素质。由分散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新四军，最初只是一支思想较复杂、文化水平较低下的武装集团，但由于新四军一直致力于军队的文化建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锻造成为一支政治素质硬、文化素养高、军民关系密切的人民“铁军”。新四军所走过的成功的文化建军之路，其经验很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一、延揽人才，奠定军旅文化之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赴国难，经过艰难的谈判，蒋介石最终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初建的新四军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二是以原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留下的种子；三是由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力量[1]。新四军延续了红军时期的革命火种与力量，这支武装，既有优点，也有不足，论其优点，新四军保留了红军时期的不少优良传统，生活艰苦朴素，不畏险恶环境，对敌斗争坚决；论其不足，由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时期遭受重大牺牲，领导力量极为薄弱；新四军来源于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有较严重的游击习气，一些人思想散漫，山头主义、自由主义等情况还比较严重；部队知识水平较低，文化素养非常缺乏。

    因此，如何提升新四军的政治素质、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是摆在草创之期的新四军军部首长面前的当务之急，而加强新四军文化建设的最迫切、最快捷的途径是尽快引进大批优秀人才。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实际为政委）对引进人才十分重视。叶挺军长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受到过良好的军事、政治教育，偶尔作诗且酷爱摄影的叶挺深知文化知识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他通过多种方式为新四军引进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这其中既包括叶辅平、叶钦和、叶育青、叶天流等自己带来的亲属，也包括朱克靖、黄序周、吴振邦等原来北伐军中的旧属，还有一些优秀文化人士和学者名流，如钱俊瑞、任光、沈其震、林植夫等，均是在叶挺的邀请和号召下来到新四军工作的。

    工人出身的项英副军长，对引进人才同样高度重视。1937年11月项英首次到延安时，就向中组部、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请求为新四军配备一批“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同志担任团级以上职务，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周子昆、冯达飞、李一芒等赴新四军工作[2]。应项英要求，此后中央又分几批派袁国平、赖传珠、宋裕和、胡立教等到新四军任职。

    项英不仅向党组织要干部、要人才，他还以多种渠道为新四军引入人才。例如，1938年10月，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带回云岭军部。

    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有志青年都想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而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新四军、八路军是他们向往的军队。当时，北平等北方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多投奔八路军，京（南京）沪杭等南方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多投奔新四军。

    1938年3月，在上海读书的知识青年李幼兰先到浙江，然后和一些同学一道，从宁波启程准备经武汉前往延安，当到达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时，周恩来告诉她们，由于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去延安的交通非常困难，建议他们前往新四军，后来，这批学生赶到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
像李幼兰一样，当时由于到延安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新四军主要活动在祖国的东南地域，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较近，加之新四军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望，所以许多知识分子、优秀人才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上海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输送了很多人才，其中有施奇、杨志华、毛中玉、毛维青、冯玲等优秀知识青年。1938年4月，上海煤业救护队在忻元锡、陈昌吉、叶进明等人率领下，带着20多辆卡车和救护车，集体参加新四军，这支特别的支援队伍同时为新四军带来了120位技术人员。1938年12月，“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进行慰问活动，陈琼瓒等几名同志自愿留下参加新四军。1939年3月，以吴大琨为团长、殷扬为副团长的上海群众慰问团再赴云岭慰问，活动结束后，除少数在上海有固定工作的回上海外，殷扬等绝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新四军。为延揽人才，军部首长还委托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等到上海等地招募优秀人才，吴之理、郑乃光、戎和卿等一批医疗人才就是这样来到新四军的。

    大批知识青年和优秀人才的到来，为新四军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四军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都比较高”，更为新四军的文化建军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军上下一起努力下，新四军成了“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 3]。

    二、重视学习，营造军旅文化氛围

    在大量吸纳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的同时，新四军重视学习，以不断的学习逐步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而对学习的强调，首先表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方面。

    1938年初，毛泽东推荐袁国平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以加强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在党中央致项英的电报中称“袁（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4]，这表明党中央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视。

    新四军各支队在皖南地区集中过程中，遵照叶挺、项英的要求，即开始对军队进行短期整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调整健全组织，开展军事训练。项英要求各单位在整训时期应做好五项工作，其中第四项要求是“加强政治教育，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激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5]。

    1938年6月中旬，在皖南南陵县土塘村，袁国平主持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旨在确定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度、领导方式、工作方法等问题，“逐渐完成各级政治机关之建立，统一建立连队政治组织，陆续培养与补充政治干部。”[6]次年2月中旬，项英在云岭军部亲自主持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在抗战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要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和作战地区的特点，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 7]。会议前后，新四军还制定并通过了《新四军政治工作条例》，公布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在这两次会议之后，项英和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先后到基层和前线部队调研、巡视，检查各部队对会议精神的贯彻、学习和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

    为提升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还成立了教导队（后扩展为教导总队）。1938年1-2月间，新四军军部机关刚刚由武汉移至南昌时，军部领导经研究决定在军直属队的基础上成立教导队，以富有办学经验的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导队队长。教导总队的干部，多从延安抗大调来新四军的红军干部中选拔，项英、袁国平等军部领导多次为学员们授课、作报告。新四军教导队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与陕北抗大基本相同，但在教学上要求联系实际，培养作风。要求学员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知识的同时，要联系实际研究战术、技术，掌握杀敌本领，学习管理教育方法。强调“抓重点、少而精，融会贯通，勤学苦练，发扬军事民主，实行官兵互学。”[8]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抗大”式学校，在皖南军部时期，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培训干部四五千人，为大江南北广大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党政骨干人才，“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9]

    在注重部队军政素质提升的同时，新四军同样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新四军对医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为范例。起初由于医疗人才奇缺，新四军从各支队抽调许多女兵和稍通医术的男兵，跟那些临时支援新四军的红十字会医护人员学习医疗和护理技术，通过这种“捷径”为各支队和前线部队培养了很多能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对正规医护人员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军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新四军军医处先后举办了6期卫训班、化验技术培训班，沈其震、崔义田、宫乃泉等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一些著名意料专家为学员们授课，先后培养了200多名医疗干部和骨干，对新四军和后来解放军医疗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

    在军部领导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新四军全军上下形成了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专业技术的良好风气。在这种氛围中，经过数年努力，结合战地实践、革命实践，新四军培养出了一大批素质过硬的军政人才和医疗、速记、文艺等专门技术人员，结果自然是“新四军的文化水准比较中国其它部队已高得多了”[10]。

    三、用其所长，铸就军旅文化灵魂

    由于长期的战争，抗日战场和根据地物资匮乏，条件有限，但新四军尽量为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提供力所能及的待遇，尊重他们的工作。当时，新四军规定，团以上干部的津贴费每人每月仅为四元，营连干部三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可领津贴十多元至数十元，少数的每月在一百元以上。战地服务团任团员的知识青年在政治上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津贴费每人每月三元，在那种环境下能够有如此待遇实属难得，也充分体现了军部领导对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的重视。

    与提高待遇相比，新四军更注重以事业留住人才，将知识分子尽量安排到适合他们、适合他们的专业特长的岗位上，使其能够发挥才智、迸发热忱，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群策群力、奉献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