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在丕岑是40师开的第一枪。我先头部队抢渡旌德河挺进旌德县之星潭，正是由南转东向北开赴苏南方向的，国民党40师为何拼命围堵而不让出一条路“礼送”新四军北移？还要请看上官既然把新四军称为“匪军”，是“匪军”就要剿，对吧，这不是上官自己就解释清楚了吗！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也好，其下属一些高级官吏也好，对一些政治敏感的口号、词句、政策往往必须从它的反义词来理解，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当时在蒋管区的一些民主党派都有这种灵敏嗅觉的。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说“国民党方面没有事先密谋要在皖南发动一场事变”，那是为蒋介石国民党开脱皖南事变的罪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蔡文中“其实，对蒋介石来说，只要全国抗战的政治大局不被破坏，国共之间在全国各地的局部磨擦，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所以大多采取放任的态度。……如平江惨案、确山惨案，更有苏北的黄桥战役等等，所有这些事件，蒋介石都是让它自生自灭，并不会因局部吃了亏，就去另找报复。”云云。好像蒋介石胸怀很宽，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好像平江惨案、确山惨案、黄桥战役是他的部下干的，于己无关。  平江惨案，国民党和森部包围我平江通讯处残杀我干部涂正坤、罗梓铭等6名；确山惨案国民党特务和军队1800余人围攻我新四军八团留守处，残杀我干部、伤员、家属200余人，那是忠实执行你蒋介石灭共的反动政策的。“采取放任的态度”就是鼓励蒋的部下或者放任部下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杀一得一、杀二得二。这破坏不了“政治大局”。黄桥战役国民党是失败了，那是他们罪有应得。应该弄清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的抗日游击队，是抗日最坚决的队伍，没有他们，中国是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然国民党军中有优秀的抗日军队，那只是少数，而且取决于该部队的坚决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优秀的将领，这个功劳不应全归蒋介石。须知国民党的部队，尤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著名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1942年夏，日寇进攻浙赣线，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打通到了南昌（当时日军已占领），当时听见过或报纸报导过像样的战役吗？我在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姜献华同志，当时是在他家聚有六人从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同志，在日寇进攻浙赣线时，就在姜的家乡玉山县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他们的武器来源就是“借用”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手中的枪弹。1944年夏秋之间，日寇进攻湘桂铁路，国民党也是一路溃退，让日寇一直挺进到了贵州省的边境。那时候我在桂林，从桂林往西开的火车是国民党部队和军官的太太们，老百姓只有爬到火车车厢的车顶，或在车厢下部轮轴之间绑上木板躺在上面，火车开动后沿途都有人从车上摔下来的，其慌乱之氛围达到恐怖的程度，国民党军队比老百姓还逃得快。这两个例子是我亲闻和所见，可以衬托出“外战外行”的画面吧。所谓“外战外行”就是保存实力，好对付中共。

    蔡文提到蒋介石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这不也是很好的说明吗，急患不在敌寇，那就是他不把抗日提到第一位，这也衬托出蒋介石在抗日相持阶段，日寇由七分军事三分政治转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引诱蒋介石动摇投降，蒋正在动摇准备投降中因而连续掀起两次反共高潮的自招。同时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可以致南昌前哨、浙江前哨、苏南前哨的敌寇于不顾，把部队抽调出来赶赴皖南对付蒋称之为急患的新四军。

    陈毅元帅说：皖南事变实质上不是一种战争，而是蒋介石利用他的统帅地位，设计阴谋陷害自己的部下。

    彭德怀元帅于1941.1.21在八路军干部大会上说：……这就是新四军惨遭暗算的经过。首先下令强迫北移，然后将消息透露给敌人（指日寇），企图假手敌人屠杀自己的战友，倘不能全部消灭，再设伏聚歼。这就是阴谋家高喊命令、军纪的用意，这就是阴谋家的仁义道德！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不能太天真的看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及其高级官佐的交代材料。其实在皖南事变前后有许多事例可以佐证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设计。讲历史要尊重事实，讲历史要符合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皖南事变的“千古奇冤”是怎么也抹不掉的。
   
    写于20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