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日军为打通华中与华北的通道——津浦铁路，重兵南北夹击徐州，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第4支队从皖西大别山区继续东进到皖中，并在巢县、无为、桐城、庐江等地展开，司令部驻舒城县。5月12日，第9团侦察队和第2营第4连在巢湖蒋家河口将一艘汽艇上的日军全部歼灭，打响了新四军部队抗战的第一枪后，敌后游击战争频频打响。随即，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的战役，新四军第4支队各部队，在皖中地区各公路沿线展开了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游击战，捷报频传，钳制了西犯之敌。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后，皖东敌后空虚，是江北新四军向东发展的好时机，故中共中央提出了新四军第4支队向皖东敌后发展的要求，新四军军部命令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但高敬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不愿去皖东。原因是他留恋战斗多年的大别山，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特别是他的80多个便衣队（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在3年的游击战争中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支部队熟悉大别山情况，是一支善于山区作战的部队，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山区，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为此，他曾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会议上与王明（长江局书记）发生争执[③]，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 当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渡江抵达第4支队督促高敬亭率部东进，部队仅推进到合肥地区，没能继续东进皖东。后叶挺军长亲自抵达第4支队指挥部队东进，他因阻碍东进行动，经报蒋介石批准后，对高敬亭执行了死刑。

    （三）

    枪杀高敬亭的历史背景：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认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会议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为执行中共中央这一战略方针，推动第4支队全部东进，决定从皖南派出部分主力到江北，收编中共地方党的游击武装，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起坚持皖中地区的抗战和皖南泾县云岭军部与江北新四军各部队的交通往来的任务。为此，派历史上与桂系（新四军第4支队属国民党桂系第五战区战斗序列）上层军政官员有联系的参谋长张云逸赴江北。11月17日，张云逸奉命率军部特务营3个连和数十名干部，离开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北渡长江，抵达皖中第4支队[④]。

    张云逸与高敬亭会合后，11月下旬，在舒城县召开第4支队干部会议，张云逸在会上指出，国民党桂系第21集团军和安徽省政府已进驻大别山区，在这个时候，新四军在大别山是很难有发展的。因此，第4支队必须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挺进皖东地区的指示，在皖东建立根据地。会后，张云逸和第4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原红25军参谋长、长征到陕北后，因抓“肃反”致陕甘边损失，后到延安抗大当高级研究班主任）赴立煌县（今金寨县）。张云逸利用自己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在桂系上层军政官员中有着较大影响的有利条件，找到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廖磊一开始仍坚持新四军第4支队在津浦路西15公里以内活动，并不得扩军、自筹军饷、收缴民枪。经张云逸据理力争、廖磊又碍于对张云逸的尊重和敬仰，最后还是勉强认可了第4支队张学文、林英等协助皖中、皖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桂蓬、曹云露等人发展的游击武装。通过谈判终于达成两项协议：一是新四军江北部队可到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地区活动；二是批准了无为、庐江地区的地方武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并委任戴季英为该纵队司令[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