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枪杀高敬亭的具体原因和经过：这时，张云逸虽已掌握了第8团、游击纵队等4000多人并开到全椒县一带，但高敬亭手上仍有主力7000人，高敬亭在部队发展方向上与中央和军部难以统一认识、政令不顺，加上第4支队内部关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等等，叶挺、项英准备在江北设立指挥部，以强化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和指挥。1939年3月29日，叶挺致电蒋介石：“职军江北支队（第4支队）官兵9000余人，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暂设指挥部。”蒋介石即复电叶挺：“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一节，准如所请。”3月30日，项英与叶挺又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批准，并提议项英或陈毅直接主持指挥部[⑩]。

    4月，项英以中共中央东南局名义，批准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由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郭述申、戴季英、林恺、周骏呜等7人组成，张云逸任书记。

    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委员会上，叶挺军长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军长的意见，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11]

    1939年4月27日，叶挺军长率领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4团第1营，从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抵达庐江东汤池，与张云逸会合，并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5月5日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请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问题，提出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赖传珠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高敬亭仍任第4支队司令员；将第8团、挺进团、游击纵队扩编为第5支队，由罗炳辉为司令员，周骏呜为副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为副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12]。

    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正式成立，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谋长赖传珠（后来又增加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统一领导和指挥新四军江北各部队，即第4支队、第5支队、第6支队（17800余人，彭雪枫任司令员）、江北游击纵队。

    5月9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县高敬亭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到皖东地区。5月11日，叶挺军长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天，主要是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继续东进。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可是，当部队开出几天后，高敬亭又出尔反尔，下令正在东进途中的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9团领导抵制了高的命令，并及时报告江北指挥部。然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投靠了国民党桂系部队[13]。

    “杨曹事件”的发生，对刚刚统一了思想、但还不够稳定的第4支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引起军心混乱。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觉得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们发动部队开展了“反杨、曹斗争”。杨克志和曹玉福曾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就已犯了较严重的错误，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加上高敬亭在红军“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一些人，故在“反杨、曹斗争”中，部队对高敬亭逐渐有了不满情绪，也揭发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招见高敬亭，并采取了扣留审查的措施，同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高敬亭第4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决定改派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