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信仰建构了道德的精神本体,是道德的固有本性,对道德的赞叹与敬畏是道德信仰确立的精神基础,道德信仰危机是道德精神基础的坍塌。一句话,重建道德信仰是解决当下所有道德问题的重中之重。
五、重拾道德信仰的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道德信仰作为人优良道德品质的德性基础和精华,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经由相关的道德培育,需要厘清培育的基本理路。理解道德i~fP培育对于优良道德品质的养成、促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极端重要性,是道德信仰培育的思想认识前提。对此,可以从前文窥见其逻辑进路。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更是这样。 历史上,一切传统伦理学说和道德主张,凡属优良成分都具有道德信仰的特质,其中有一些本身所言说的就是道德信仰或关于道德的信仰。如中国传统儒学关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等,无不包含笃信统治者提出的政治伦理命题和道德要求的信仰。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深入开展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的重大工作部署,立足于道德信仰的培育,把加强、创新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要发展和创新道德教育和道德治理的理念,把敬畏社会道德要求作为道德教育和道德治理的出发点和目标。敬畏,是人发自内心的由衷敬重,与敬仰、信仰本是相通的。两千多年前,孔子面对因社会变革出现的“礼崩乐坏”和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伦理学说和道德主张,认为有道德的人应当“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强调要把“讲道德”与“畏(敬)道德”关联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有学者指出:敬畏是中西方伦理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范畴,“它不同于一般的恐惧、畏惧等情感活动,其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出于人内心的需要,它要解决的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并且能够为人生提供最高的精神需求,使人的生命有所‘安顿”。就敬与畏两者的逻辑建构而言,既可以由敬而通达畏,也可以由畏而通达敬,从而实现敬畏的统一。面对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这种逻辑建构更应重视立足于畏,由畏道德而通达敬道德。不难想见,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执掌行政权力的官吏,如果没有对于社会道德要求的畏惧之心,以至于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情都敢做,“敬道德”也就无从谈起了,所谓道德信仰也就不可能存在。 其次,要在道德教育中引进“问题教育”。不论是学校还是社会上的道德教育都应当有问题意识,在正面教育中安排反面教育,亦即“问题教育”。面对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道德教育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教育”的“反面”内容,致使道德教育脱离道德治理,本身就是违背道德教育之实践逻辑的。在道德教育中,把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或“问题教育”结合起来,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一个值得重视的传统经验。古人日:“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礼记•学记》)“长善”若可基本上称为“正面教育”,那么,“救其失”则是“反面教育”或“问题教育”。“问题教育”的真谛在于从反面说明问题所内含的正面道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教育”或“反面教育”本质上也是正面教育。实施“问题教育”的“反面教材”,既可以选用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人所共知的典型案例,也可以抓住身边和本-位(学校)发生的违背道德的典型事例。实施“问题教育”的方法,应当包含责罚和惩戒,使受教育者畏惧违背社会道德的后果,产生对于社会道德的敬畏之心,逐渐形成关于社会道德要求的信仰。因此,道德教育包括学校的道德教育,要改变只讲道德知识的片面做法,与道德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最后,道德治理要从严。如上所述,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多是明知故犯,对此实行治理必须从严。一要制定和出台相关的道德责罚制度,把舆论谴责与实际责罚结合起来;二要丰富和创新相关法规,把法律惩罚与道德责罚结合起来。如此从严治理,使缺德者“下次不敢”,同时也让其他人警觉。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入开展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为道德信仰培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综上所述,道德信仰是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德性基础和精华所在,应对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道德治理,应当立足于道德信仰的培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大力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与当代道德信仰的树立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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