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美德，在中国源远流长、古来有之。孝道文化是一种理念与精神，是社会责任意识的源头，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为人立身之本和立家之本，是中国古今赖以立国的基础。今天，我们强调把它作为衡量一个人品质的基本标准。

    向毛泽东学习，实践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敬爱”理念

    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孝道都是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请看以下事实。
    1919年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星夜上路，风雨兼程。当他看到母亲病故，不禁抚摸着母亲的棺木放声恸哭，悲痛之中挥笔写下《祭母文》，全文如下：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遭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皑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捆忧，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我们知道，中华传统的孝道文化包含敬爱、奉养、侍疾、谏诤、善终、立身等内容，既有文化与精神理念，又有制度与礼仪习惯，可以说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亲和挚爱，就谈不上孝道。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敬爱，而且这种敬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热爱。没有这种敬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孔子认为，子女履行孝道最困难的就是时刻保持这种“敬爱”，即心情愉悦地对待父母。我们从毛泽东写的《祭母文》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对母亲的这种敬爱。

    向周恩来学习，实践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奉养”、“谏诤”、“侍疾”和“善终”等理念

    周恩来对父亲的至孝亲情，令人感动。
    周恩来的亲生父亲周贻能，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七。他于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周家。他为人忠厚，虽多年学习而未果。家中自父亲云门公去世后，经济上便每况愈下。出于生计，他只能去给人家当幕僚，当家庭塾师或者做做文书、收发之类。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周贻能谋差做事的地点有安徽、河北、江苏和东北的许多地方。在周贻能为生活奔忙之际，妻子万氏不幸于1907年夏天病故，时年仅31岁。当时周贻能由于薪金微薄和所谋差事都没能固定，以至穷得无法养家活口，使得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操持家务的重担。1910年，周恩来离开老家淮安去东北，是“从伯父召，趋辽东”。直到1918年，周贻能到京兆尹公署任收发，却又因他不善逢迎和无较硬的后台，得不到上司的满意，工作不久就遭辞退。
    1918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到北京后与父亲有一次短暂的团聚。这年8月27日，周恩来在其父亲被辞退南去时，含泪记下了他“最是伤心”的一篇日记：“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
    打那以后，周恩来一直都在想着父亲，竟然两个月未记一篇日记。两个月后，他才提笔写道：“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惠弟，尤难受也！”
    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参与国共和谈，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生活无着落的周贻能和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被先后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0月从武汉撤离时，周贻能和杨振德由朱端绶姐妹带领护送，从武汉撤往长沙、湘乡，再辗转衡阳、独山、桂林和贵阳。1940年9月，周恩来派袁超俊赴贵阳市郊青岩镇乡间将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奉养。
    奉养，这是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内容。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生活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古人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邓颖超可以说做得很好。
    到重庆红岩后，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因年事已高，只能做些看管仓库，扫扫院子的小事。但他待人宽厚，与所有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亲如家人。他还有一个生活特点，喜欢喝点酒，忙碌之余的周恩来有时也能和老爷子对饮几盅，但这样的次数不多，更多的是老爷子一个人喝。但周恩来总叮咛他不要喝多。有一次老爷子喝过了点量，走路要人搀扶，被周恩来看见了，他就很客气地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这里人少，大家都很忙，你喝多了，既伤了自己身体，还要别人照应，多不好。老爷子当然知道自己不该多饮酒，没有说一句话。周恩来说了几句，也就忙他的事去了。
    这里要说一下中国孝道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谏诤”。《孝经》“谏诤章”中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由此可见，周恩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在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周贻能老先生因多年奔波，身体不支。7月9日，68岁的周贻能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到一天，即于1942年7月10日夜间在红岩离开了人世。因为周恩来手术后时间不久，身体较弱，大家又都知道他极重感情，向来孝敬父亲，如果让他知道了刺激太大，不利于他病后身体的恢复。这时，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等开会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让他知道。于是就将老先生灵柩暂停在红岩防空洞内，同时决定派童小鹏和吴克坚到医院去看他，主动安慰他，好让他尽快恢复健康，如果他问起父亲时，就回答“病有好转，请放心，不要多说话。”
    周恩来住院后，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老父亲。7月6日，周恩来在医院致信邓颖超说：“……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周恩来这里说的“二十八号”，是指农历壬午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亦即1942年的7月11日。这天是周贻能的68周岁生日，按淮安习俗，周贻能就算是69岁（虚岁），而且那时的淮安老人一直是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也就是说，这天可以看作是周贻能的70整岁的生日。凑巧的是，这一天和周贻能出生的那一天在公历、农历的日期上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般人生中很少见到的事。所以对父亲至孝至爱的周恩来在病中也没有忘记父亲的这个重要生日。
    7月10日，周恩来才知道父亲生病，便致信邓颖超说：“爹爹的症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可以说，周恩来对自己的父亲是了解备至也关怀备至，考虑得更是无微不至。
    这里，又要说到中华孝道文化中的“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在这方面，周恩来也做到了。
    由于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一致决定不把周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延至7月12日，周恩来还全然不知。这天上午，他还给邓颖超写信说：“闻爹爹病渐愈，甚放心，并谢谢你的偏劳！”这时，悬在他病房的花瓶忽然坠地摔碎，信奉唯物主义的周恩来没有往坏处想，而是高兴地写了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他写信的那天下午，《新华日报》的雇用报童在向他送报时，因为年纪小不懂事，漏嘴说出了“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的话。这使周恩来惊觉起来，他估计是父亲出事而同志们故意瞒着他，所以决定第二天自主出院。
    7月13日，周恩来不顾病休尚未痊愈提前出院回到红岩办事处，问及老父，邓颖超见已无法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这时，周恩来才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他当即悲痛欲绝，恸哭不止，并严厉责怪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也瞒我？”邓颖超只好流着眼泪向他认错。后来还是董必武出面向周恩来解释：“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也是组织上决定的。”周恩来才不好再多说什么。但却不顾自己病体初愈，为父亲守灵整夜，直至拂晓。
    然后，周恩来又向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份电报：“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随即发来唁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7月14日，周恩来、邓颖超等在红岩为老人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后，将周贻能老先生的灵柩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复元寺后面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上，墓前立有一块不太大的石碑。这块墓地是红岩女主人饶国模太太赠送给重庆“八办”的专用坟地。
    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为父亲周贻能去世发布的讣告。这大概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唯一的一次为父母亲去世而登报发讣告，全文如下：

    讣告
    显考懋臣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十三）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
    矜鉴
    男　周恩来
    媳　邓颖超　泣启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讣告发出后，重庆的周恩来同仁好友等都向周恩来表达或转达了悼慰之情。蒋介石也委托张治中将军，代表他到红岩向周恩来表示了他的哀悼。
    建国后，周恩来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带头平掉祖坟，以还农田。1965年的旧历除夕，他派侄儿周尔萃回淮安平掉了淮安东门外、包括他两个母亲在内的周家7座祖坟：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生产队耕种。在此前的1958年11月24日，周恩来就已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于28日将当年的红岩墓地平掉还耕：将周贻能、杨振德等人的14口棺木起出火化，骨灰装入罐中埋进原墓旁挖的一个深坑中，不留痕迹，只在此处栽了五棵桉树，立了一块刻有14位去世者名字的小碑，并将那块坟地全部交给沙坪坝公园使用。
    说到这儿，又要说一下中华孝道文化中的“善终”。《孝经》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中国古人的孝道把送葬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尽各种礼仪。显然，周恩来不但做到了，而且带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语）。

    向朱德学习，实践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立身”理念

    朱德在他的名著《回忆我的母亲》，以无限的深情赞颂了母亲无比的爱和高尚的品质。他这样写道：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我们从朱德写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渗透在他的血液中的“敬亲”、“奉养”等中华传统的孝道文化。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中华孝道文化中的“立身”。《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立身”并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父母就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此，终日无所事事，一生庸庸碌碌，这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在这方面，朱德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他带领八路军广大指战员，日夜战斗在太行山上，英勇杀敌，战功赫赫，流芳百世。

    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祖祖辈辈传授，世世代代继承

    在革命领袖中，对父母至孝至敬的，又何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呢？还有许多，例如：
    宋庆龄孝心至诚，在母亲灵前“饮泣不已”；
    陈毅探母，执意要给瘫痪在床的母亲洗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