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集合路口，让重机枪连先行，看到重机枪连的水箱（壶）都灌了水，依我看）要准备打仗的样子。我问他们：“你们的水箱都准备了水，是不是要准备打仗？”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没有动员，也没有说要打仗”。部队里每一个战士都紧紧地，走得很快，向北进发。走了一段路之后，看到路旁边，站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似的人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对我们怒目而视，看着我们通过。看到我们队伍中，有戴红四方面军八角帽和军衣的，他们就到队例中来被强迫拉走。我们也没有去理睬，只是加快步伐，加速行进。我看到这些现象，感到不正常，是一种异常现象，不知什么道理，无法理解。

　　我团到达红一军团驻地俄界地区，那天晚上我团召开了干部会议，我参加了，还是王平政委讲话。他这次讲话，没有讲机会主义，是直接点出张国焘的名。我才明白了，以前讲的机会主义就是张国焘，是张国焘要返回雪山草地，要南下，要到西康地区去，反对党中央北上甘南的战略方针，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这次会议，王平政委没有讲明，红四方面军是否同一方面军一起北上。但我是听到了红四方面军没有来，北上的是中央红军。

　　从俄界开始，我对张国焘的问题，知道的越来越多，认识程度也越来越清楚。张国焘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彻底暴露出来，发展到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地步。对党对人民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后。张国焘返回草地南下，在卓木碉（金川县东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张因焘主持，宣布另立中央，他为中央主席。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号，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动，达到了高峰。

　　张国焘南下川康，提出”打到成都去吃大米“，在百丈关（位于雅安通往成都的公路上）迎战数倍于我之敌，展开恶战，打了一个消耗战，无法打出去，被迫撤原地西进。张国焘南下川康一年，对红四方面军八万之群，损失过半。张国焘的分裂，在我党的历史上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样，造成重大的损失。

　　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在三个方面军会师后，一九三七年的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一会议，揭发和批评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向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

　　四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西安以北的淳化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决定”，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认清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这次会议我参加了，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讲了话，我回忆这次会议的讲话，有关张国焘的问题如下：

　　“西安事变”后的今天，整个形势确实是非常好，如果是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同来到陕北根据地，整个形势会比今天更好。那时，党中央领导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在瓦窑堡会议后，张学良、杨虎城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完全赞同的，很想同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公开合作，就是因为我红军力量太小，张学良、杨虎城就是看不起红军那么一点兵力，所以，不同我们公开合作。如果一、四方面军那时的十万大军一同到达陕北，张学良、杨虎城早就同我们公开合作，那时的形势会什么样的？那就是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起来，整个西北五省同一块合作起来，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那时的整个形势会更加好，影响全国，促进全民抗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