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过雪山草地，是在1935年七八月间第一次北上期间。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部当秘书，随副师长杨秀坤同志一起行动。

　　1935年6月10日，杨副师长率二六四团在川西威州南面攻下绵篪镇后，驻在岷江边上，向灌县方向警戒。6月中旬，听说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率八十八师，在西康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有的同志说：“这一下可好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起来，既有中央的直接领导，又有红军总部的统一指挥，意志更加统一，力量更加坚强。”也有的同志说：“先赤化四川，再赤化全国，中国革命很快就会成功。”

　　7月初，我们听说“红军不在四川驻足，而是要集中全力向北进攻，消灭胡宗南，夺取松潘，打通要道，挺进甘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听到要和胡宗南打一仗，我们也很高兴——胡的部队从鄂、豫、皖跟到四川，老缠着我们。如果消灭了胡宗南，既挖了蒋介石的心肝，也给红军除去一支劲敌，还可获得一批新武器。

　　接着，我们接到上级下达的命令：部队加紧准备给养和行装，预备翻越雪山。同时，上级发来了包米、牛肉、食盐、辣椒、花椒、茶叶、棕皮等物，要求部队自己动手，制作干粮。记得当时我们制作的干粮有：将包米炒熟磨面做主食；将牛肉煮熟晒干做副食。另外，我们还将辣椒和花椒焙干舂粉做调料，将茶叶煮汁熬膏做饮料，将棕皮做成背心当棉衣。这样，我们每人开始准备40斤干粮和两双草鞋。

　　在准备行装的过程中，我一边忙一边想：40斤干粮和两双草鞋，是要准备吃多少天？走多少路？食量大者要40斤，食量小者也要40斤？我的食量小，只要一半就够了，多了我扛不动。因为当时我身上除了武装外，还背着一大皮包的文件、地图、文具和200块大洋，如果再加上40斤食品，非掉队不可。想到这里，我就自己做主，真的只准备了20斤干粮。

　　7月10日，二六四团奉命北上，在威州过岷江，翻党岭山，抄近路向松潘开进。

　　一过岷江，就进入大山峡谷。幽深阴森的山谷，沟壑狭窄，似有似无的荆棘小路，在冰水河沟左右频繁变换，没有桥梁，全要徒涉。河虽不宽不深，但水流很急，冰冷刺骨。经过一番跋涉，我们到达山麓。部队提早宿营，准备次日赶早爬山。

　　次日拂晓，部队向山麓开进。一到山麓，道路完全消失，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陡峭的山崖。

　　见此情景，杨副师长急忙向向导询问：“刚才山沟里还有羊肠小路，怎么到这里就没路了？”

　　向导回答说：“山沟的小路是砍柴的樵夫走出来的，他们也不经常走。这山以前是有人从此走过，但近来已经许多年无人走，能走的地方也被冰雪掩埋起来了，但是挖一挖还是可以向上走的。”

　　听了此话，杨副师长当即命令：“尖兵开路！”

　　黄耀宗团长立即将全团的锹、镐、刀、斧集中起来，交给尖兵连，要求照可走的痕迹斜着往上挖，尽量挖成一米长、半米宽的台阶，以便骡马通行。同时，令全团每人采一捆野草，准备垫路防滑。

　　党岭山标高4000多米，从山麓到山顶的垂直距离不过3000多米，但是斜着往上挖，弯弯拐拐，曲曲折折，就不是几千米，而是几十里。2000米以下还有泥土，比较好挖，2000米以上尽是冰雪，表面是雪，深层是冰，需要战士们花很大的力气。黄团长令部队轮换作业，一个团1000多人，从早上挖到中午，终于将路挖到山顶。多亏采取了“跳跃式挖掘”，如果是一米不落的全挖，恐怕花上一整天也挖不到山顶。

　　大部队沿着道路开始向山上前进，我们感到非常吃力，因此行进速度很慢。上到2000米就觉得胸闷气短，开始头昏脑胀，全身也渐渐乏力，越往上越严重。前面挖路的同志们，弯腰下去挖两下就得直起腰来喘气，但怎么呼吸也觉得喘气费劲，很多同志感到体力不支，有的同志当场晕倒，还有的同志不幸坠崖牺牲。

　　好不容易到达山顶，我们刚想喘口气，但突然发现下山比上山更难——北面的山崖既陡又无路痕，有的地点连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开挖了。于是大家放弃开挖，只好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往下滑。部队带的那些骡马更艰难，它们的脚掌本来就不够灵便，背上还驮着沉重的兵器物资。饲养员同志们只好让它们跟人一样，臀部着地往下一点一点滑。这下可苦了饲养员同志们，他们自身行动已很困难，还要照顾骡马及其背上驮的军械物资的安全。虽然大家十分小心，在最陡处还是有骡马坠崖。

　　山上的气候变化得飞快。7月间是盛夏的季节，在山下我们看到红日当空，晒得满头大汗，爬到半山腰就清爽宜人，到了山顶就是白云笼罩，阵阵寒气袭来，顷刻之间下起雨，中间还夹杂着雪花，冻得大家够戗。我们都说：“今天一天经历了四个季节。”

　　在山上，雪盲症开始在我们中间出现。当时我们没有人有墨镜，绝大部分同志连雪盲症是什么也不知道。上到雪线以上后，很多人由于眼睛长时间被雪光刺激，感到眼球发胀，到达山顶后眼睛开始疼痛，下到山麓，天一黑就变成了“瞎子”，一见火光便疼痛难忍。

　　为了恢复体力和视力，我们在党岭山麓的黑水河边休息了一天，准备再翻越东谷山和打鼓山。

　　东谷山和打鼓山，也是4000多米高的雪山。但因山谷不深且宽，山坡较缓，同时因有藏民居住，上下山的道路比较明显，走起来比较容易。但因山的厚度较大，每座山一上一下也花了一整天时间。

　　下了打鼓山后，北面已经看不见雪山了，一眼望去都是平坦的高原。我们沿俄德溯黑水而上，于7月中旬到达毛儿盖，结束了第一次雪山的行军。

　　毛儿盖不是城镇，而是一个较大的居民点，住的都是藏族同胞。此地有一座规模很大、建筑精美的喇嘛寺院。松潘就在毛儿盖东面200多里的岷江边上。

　　我们到达毛儿盖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同志亦相继来到，并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二六四团奉命保卫会场。

　　在此，我们听到很多重要消息：据侦察得悉，松潘地区驻有胡宗南等部重兵布防，兵力约十几万人，并筑有坚固的堡垒工事，我军可能不易通过。经研究，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另行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将北上路线改走阿坝，向甘南的夏河、洮河方向前进。这样，行军就要经过若尔盖大草原。

　　为了避免道路拥挤而延误时间失去先机，根据各部队现在的位置，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行军：左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于卓克基地区集结，经阿坝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洮河方向前进；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率领，在毛儿盖地区集结，经墨洼过草地，向甘南的岷县方向挺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直属单位随右路军行动，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军的行动。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红军左右两路大军于1935年8月中旬，分别从集结地区出发，向草地开进。

　　右路军的行军序列为4个梯队：一军为第一梯队；前敌指挥部及其三十军、四军为第二梯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直属单位为第三梯队；三军为第四梯队。

　　我所在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为第二梯队的前卫师，二六四团为二梯队的先锋团。副师长杨秀坤率二六四团于1935年8月19日从毛儿盖出发，第一天到达若尔盖草原南沿的墨洼宿营，次日进入草地。

　　初入草地，一眼望去，青草茫茫、野花遍地，到处是起伏的矮丘，行军队伍逶迤其间，忽隐忽现，大家当时觉得“甚是好看”。可是好景不长，越往里走越觉得费劲儿——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没有树林、没有河流，连鸟兽也看不见，天空就像一口大锅扣在部队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