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二过草地后,进行了绥丹崇懋战役。张国焘为继续贯彻其所谓“南下”方针,于1935年10月20日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准备夺取川西平原。
我军从丹巴、懋功地区兵分左右两路向战役地区进击,10天内攻占了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青衣江以北地区,毙、伤、俘川军近万人。川军刘湘急调其部100余团约10万人,在成都以西之大邑、新津、丹棱、洪雅一线设防,保卫成都。
我军集中15个团12000余人的兵力,于11月上旬攻占了天全、芦山两城,接着又于16日攻占了邛崃和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关。川军立即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从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关反攻。我们在百丈关与敌人恶战7天7夜,毙伤敌军近万人,并击落敌机一架,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我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5年底,摆在我军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东面有川军的100个团堵住去路;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李韫珩的7个师近10万,从雅安向北逼来。在敌人的包围之下,我军东进不能,南出无望,被迫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关,结束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战略进攻,转移到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一线进行战略防御。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宣告彻底失败,其幻想在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的美梦也随之破灭。
1936年初,国民党中央军见有机可乘,便伙同川军,在川西集中了20余个师20余万人的兵力,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一线的我军阵地大举进攻。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我军伤亡很大,多处防线被敌突破,被迫再向后撤到邛崃山下的九顶山、大品山、莲花山一带防御。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已经发起了进攻。
此时,我军的处境十分窘迫:南面和东面有大敌压境,北面和西面是贫瘠的雪山区域,后方无根据地依托,部队减员严重,武器弹药、粮食都是有耗无补,伤病员更是无法得到有效护理。我军除了后撤、再次进行北上以外别无选择。这充分说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和南下方针的错误性,也充分证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断言的正确。
张国焘走投无路,在党中央的感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取消其错误方针,宣布部队北上。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向西康北端转移,开始第二次北上征程。执行这一计划,红军则需要第三次过雪山草地。这次所翻越的雪山主要有两座:一是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中的夹金山;二是大渡河以西的大雪山系中的折多山,另外其中还有一些小雪山,但环境恶劣,其难度不亚于两座大山。
行军途中,我看到的是:这次要过的雪山和前两次的基本一样,都是万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夹金山从南向北坡缓路宽,还比较好走,但折多山标高5000多米,环境更加恶劣,积雪没过膝盖,举目四望,全是白色,当地人称折多山为“噬人魔鬼”。一路上强烈的风暴和雪崩接连发生,致使险情不断——不断有战友被暴风卷走和被雪崩埋没。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从莲花山向北转移时,我从师司令部调到师政治部任青年股长,随二六六团行动。我身高1.80米,在战友中算是身体比较好的,但在从宝兴到甘孜的一个月中,一路上也感到苦不堪言。从宝兴出发爬夹金山的过程中,我的右腿开始疼痛,下到大渡河边的丹巴,才发现胫部内侧红肿一片,并肿起一个大疖包。走平路一瘸一拐,还能跛行,翻折多山全靠爬行。从道孚到甘孜,一路上全靠战友前拽后推,一直拖到甘孜。疖包穿孔排脓后,才缓解了疼痛。
我们到达甘孜后,并未准备久驻,只想筹足粮秣物资后立即北上过草地,及早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合。但因当时红二、红六军团正在北上,朱总司令命令红四方面军等候接应,待会合后一同北上。我们遂在甘孜地区整编训练。
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将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甘孜,实现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继续北上,以便完成全国红军大会师。
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由红军总司令部领导和指挥。总司令部根据红军现在的位置,对行军序列和行军路线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分为先遣和左、中、右4个纵队,经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具体的部署是:第一,由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三十军的八十九师和骑兵师为先遣纵队,于6月底从东谷地区出发,为全军开路,经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前进。我是八十九师的成员,随先遣纵队过草地。第二,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及其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独立师为中纵队,于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发,经让倘、查理寺、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第三,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左纵队,于7月3日从甘孜地区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第四,由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于7月5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唐、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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