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一心灭共的蒋介石如芒在背，焦灼万状，于是就下达了“进剿令”，妄图再度组织大规模“围剿”，将立足未稳的红军就地“剿灭”。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图谋，在西北创建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并下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25日到30日，先后西渡黄河，为后续渡河部队开辟前进道路。后因敌情变化，河东红军已无法西渡，中央和军委遂改变了原定计划，将河东红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并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我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充分发扬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西北“剿共”司令部纵队司令马步芳部骑兵频频展开激战，且连连获胜。1936年11月上旬，我们在一条山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12月上旬又在保卫永昌城的鏖战中再毙伤敌军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到了12月下旬，我红三十军又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全歼敌一个宪兵团、击溃一个团。在当时那种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我们取得了歼敌25000余人的战果。

　　与此同时，部队也遭遇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护理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有几次战斗中，我们全体指战员几乎全凭借着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数次突破重围，继续前进。

　　1937年3月12日，我们在梨园口突围后，西路军总部决定将我们2000多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分头进入祁连山转入游击作战。

　　当日天刚黑，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把他率领的左支队的人马集合在采石场（石窝）山头上，准备进山。

　　这时，我已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叫我把政治部的几名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去，并要求我以最快速度迅速返回。

　　我和一些同志把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当回到出发地点时，左支队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我愣在那里，心想：“我们的速度应该是不慢了，部队怎么走得这样快？究竟朝哪个方向去了？我该向哪个方向去找？”感觉心里七上八下。深吸了两口气，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后，我侧耳静听，希望能发现什么线索。不一会儿，我听见南面山沟里有些响声，我判断那是左支队同志们的声响，便连跑带滚地下了山沟。追了一阵，我终于看见一个哨兵同志站在前面的三岔路口上，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队伍向哪个方向去了。他指指右边的路。我于是飞速向右跑，追了过去。跑了一阵，看看四周，发现这条路不像有部队通过的痕迹。我就掉头再跑到三岔路口，发现那个哨兵也不见了。我判断了一下，即顺河沟向上游飞奔，跑了约半小时终于撵上了正在急行军的部队。

　　我马上找到李天焕主任，气喘吁吁地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李主任怕我掉队，叫我赶快上马。我从队伍的后卫找到前卫，也找不到我的马。我心想：完了，我的被毯、草鞋、干粮、碗筷都在马背上，大概是被别的部队牵走了。

　　我们左支队进山后，顺着冰河沟溯流而上，急行军两天两夜。我无粮无水，又不好意思向战友们要，因为战友们的饮食也不多。我渴了吃口冰，饿了也吃冰，强忍着饥饿行军。3月16日晚，我们终于到达一个叫冰大坂（白大坂）的冰川口处，部队停下稍事休息。支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我们基本上摆脱了敌军的追击，部队也饥疲不堪，决定在此休息一天，缓解疲累，杀几匹骡马，解决饥饿。

　　据说，两天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行动方向有分歧。有的主张向西游击，有的主张向东游击，在此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向西游击。

　　我们于3月18日顺着祁连山北麓的冰川边缘向西急行两天。仍是渴了吃冰、饿了再吃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白天踩着冰前进，夜里枕着冰睡觉。19日晚上，我们到达一个叫丰达坂的地方，此地倒是有水有草。战士们发现一个小牧场，里面有几间破土房，但没人居住，房子后面圈里有近100只绵羊。支队领导叫战士们附上银元，将羊都买下，并写下一个字条。大家把羊分一部分给各单位疗饥，另一部分交给骑兵排赶着行军，准备下次再应急用。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此又对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虽然时至3月中旬，可是冰川里的气温仍在零下二三十度，人员单衣薄裳，赤脚草鞋，日行夜露，缺粮缺水，且无医无药，长此下去难免减员。如果再往西前进，一旦碰上敌军的搜巡骑兵，后果将不堪设想。为安全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最好改变一下行动方向，趁指战员的身体好、斗志旺盛的时候翻越祁连山，下到青海草原。这样既可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又可以解决食物和饮水。

　　行动方针确定后，我们左支队便于3月20日趁夜间风小，开始攀登祁连山。

　　天还没有黑，我们就出发，向祁连山北麓开去。当时预想从两峰之间的山坳越过山脊。部队到了山脚，发现前面雪深齐臀，且上山无路，我们只好拣缓处向上攀登。爬到高处，雪渐渐消失，四周全都变成了冰。地面滑得不行，我们的行动更加困难。加上寒风大起，指战员又都是单衣赤脚，大家的手背、足背和大腿都冻裂流血。加上高山缺氧，我们呼吸困难，头昏脑涨，浑身无力，两腿难支，大家全都变成了“四肢着地”、匍匐前进。爬在陡坡处，不时有人马坠崖，在山脊处有不少同志牺牲。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次日近午才爬过山坳，在一个避风山坳住下，等待骑兵排到来，以便宰羊止饿。

　　没想到，雪深坡陡冰滑，羊群不向上爬，骑兵排迫于无奈将羊全都丢弃了。听及此事，支队首长将骑兵排长王继福捆起来要枪毙，幸得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讲情才改为戴罪立功。

    我们于3月22日下到祁连山南麓。原来指望青海草原会有居民和粮牧，结果大失所望：这里既无居民，也无粮牧，还无水草；有的还是冰雪，只是比山上稍少而已。

　　我们下到山麓，没有向草原腹地深入，还是沿着山麓和草原边缘西行，一路上还是吃冰、踏冰、卧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