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日斗争的深人人心,日本侵略者感到仅靠武力“讨伐”,不可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军事“讨伐”只是“治标”,不能“治本”,必须采取“治标”与“治本”兼治的方法,这就把建立“集团部落”的法西斯政策推广开来。
为此,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强行“集家并村”、设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等一系列法西斯政策,目的是要隔离抗日武装与广大民众的血肉联系,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从而使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丧失生存的群众基础,孤立无援,陷入无衣无食的的困境之中。
1934年12月,日伪推出《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强迫小村庄和散居的农民在限定时间内离开居住的家园,迁到指定的“集团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农民的房屋、家具等全部化为灰烬,家禽、牲畜、粮食被日军抢劫一空,造成土地荒芜、几代人的心血毁于一旦。小村庄一个个变成了“无人区”。当时居住在安图县永庆区腰团屯东北山坳里的王发一家被强行驱赶,5间房屋和黄豆、苞米、谷物各两万余斤,以及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等被全部烧毁,原本是富足人家顷刻间烧得一无所有。
自1935年9月起,东满日伪当局选择交通要道、军事设施附近等易于看守的地方修建了大量“集团部落”。据日伪统计,到1936年底,安图县境内建立“集团部落”18个,修筑炮楼、碉堡100多个。在1938年强行迁移群众到“集团部落”过程中,日伪军将石人沟、汉阳沟、四岔子等屯落夷为平地,100多户居民失去家园。
日伪在推行建立“集团部落”的同时,还将吉林省东部、东南部的长白山地区,划定出众多的“无人区”,以进一步围困抗日武装。地处东边道北部与东满各县交界处的区域,大都被划定为“无人区”。包括:“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也不准耕作的区域;“集团部落”地带,即采取“三光”政策将原居地的百姓驱赶到日军设置的“集团部落”中囚禁起来:“禁住不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但准许耕作的区域。
日伪在“集团部落”周围筑起围墙,只留一道或两道门,门口日军、伪警察站岗,出入要凭“居住证”,外出不许携带粮食、食盐、衣物等,要有伪警察机关签发的通行证,买东西要有购物证,“集团部落”耕种的土地被限制在几公里以内。白天劳动,夜晚必须回到“集团部落”,强迫老百姓像牲畜一样在“集团部落”中生活,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老百姓背地里管“集团部落”叫“人圈”。猪有猪圈、马有马圈,“人圈”表达着人们对日寇野蛮统治的无比愤恨。
由于东满武装抗日斗争的发展很快,日伪越来越恐惧游击队的战斗力,认识到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要抓鱼就要把水抽干,于1933年就开始了建立“集团部落”的尝试。
1933年5月,日军把局子街利民屯(今属延吉市依兰镇)一带20多户散居的朝鲜族农民强行赶到一起,修筑高达3米的土围墙和碉堡,建立了利民屯“集团部落”,并组建了利民屯伪自卫团。
东满特委敏锐地发现了敌人尝试建立“集团部落”的阴谋,号召各县游击队打击破坏敌人建立的“集团部落”,解放被囚禁的群众,消灭伪自卫团。
进入8月,正值麦收季节。阴雨连绵的天气浸塌了利民屯“集团部落”的土围墙。天一放睛,伪自卫团不顾农民割麦心切,强行把附近各村农民赶到“集团部落”修筑土围墙。
获悉这一情报,延吉县游击大队决定趁修筑“集团部落”之机,袭击利民屯伪自卫团。王德泰指示游击队员郑仁洙、赵道元、金哲镇、张永彦等4人,潜入利民屯,化装袭击敌人。8月15日晨,郑仁沫等人在当地党组织掩护下,跟着民工混进了修筑工地。
4人按照事先的分工,金哲镇一边干活一边观察敌人的动静,张永彦监视伪自卫团伙房里的敌人,郑仁沫和赵道元闯入伪自卫团团部,抓住了伪自卫团长,威逼他下令投降。这时候,有团丁突然开门进来,郑仁洙开枪把团丁击毙,伪自卫团长趁机跳窗逃脱,赵道元也跳窗追了出去。金哲镇听到枪声迅速冲了过来,赵道元开枪打倒了伪自卫团长,三人接着打死打伤八九个团丁。
这时,修筑围墙的民工乱成一团,乱跑乱转,其他的伪团丁分不清谁是游击队、谁是老百姓,无法开枪。三人趁乱背起缴获的枪支弹药就要撤,可是张永彦被一个外号叫“朴恶狼”的伪自卫团员从背后抱住了,俩人扭打在一起。郑仁洙见了,上前开枪击毙了“朴恶狼”,急忙去扶张永彦,这才发现张永彦混乱中腹部中弹,已经牺牲了。
院子里开枪,枪声传出去很远,惊动了驻在新兴屯的敌保安队。在日本指导官的带领下,敌保安队杀气腾腾扑向利民屯,跑到伪自卫团的营房,院里只剩下12具伪自卫团丁的尸体,还有十几个吓傻的团丁。
三名游击队员在利民屯农民崔日焕、金太国的帮助下,背着19支步枪和弹药早已离开利民屯,绕山道隐蔽快走,迅速返回了延吉八道沟抗日根据地新昌屯。(现延吉市依兰镇石人村)
敌保安队赶到利民屯扑空后,怀疑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便到处查找嫌疑人,发现南炳锡父子和其他几位农民有嫌疑,就使用棍棒毒打刑讯,把南炳锡父子当作同谋押送到延吉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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