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救国时报》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抗日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成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史称“八一宣言”。

    1935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王明、康生的名义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这封指示信虽然是写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的，但实际上是交由中共吉东特委书记转发东北各地党组织的。同年8月，吉东特委接到“六三指示信”后，即在9月到10月之间分别转发给东北各地党组织。

    “六三指示信”根据东北抗日战争形势和特点，提出了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东北各地党组织要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华北，于1933年初，进攻山海关，遭到何柱国部英勇抵抗。日寇虽攻占山海关，但损失惨重，放弃了从山海关进攻河北的计划，转而策划从热河进关。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密发准备命令。随后，日军开始紧锣密鼓地调动兵力，进行攻击热河的准备。华北危急，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南京政府被迫宣称：“如日军进攻热河，将决予抵抗。”2月21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3个师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3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进攻凌源，一路由锦州进攻朝阳，一路由通辽进攻开鲁。热河守军不战自溃。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热河失守，全国哗然。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公开攫取对华北的统治权。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中国方面的何应钦交涉。之后，在日本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党政府屡屡退让，中日双方经过4次交涉而达成一致意见。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其主要内容有：第一，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第二，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第三，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第四，禁止抗日活动等。这份协定攫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在中华民族空前危急的关头，“六三指示信”和《八一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信中所提出的反日策略，使东北各地党组织进一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促进了反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35年1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统一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以适应广泛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意见。1936年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东北反日救国总会和杨靖宇、王德泰等东北武装部队领导人及全体将士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1936年2月5日，魏拯民由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陪同，到达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第五军军部驻地。得知魏拯民要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特意刮了脸、理了发，披上了日军校官穿的粗呢子大衣，脚蹬日军的长筒皮靴，站在村口等候。远远看到魏拯民骑着白马疾驰而来，周保中快步上前帮魏拯民拉住缰绳，动情地说了句：“魏政委，欢迎你呀，大家都盼着你回来传达会议精神。”

    当天，魏拯民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向周保中等五军主要将领、张中华等宁安县委主要领导人，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阐释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内容和政治意义，通报了关于中共满洲省委改组和东北抗日联合军统一建制等问题。

    周保中比魏拯民年长6岁，却十分钦佩魏拯民。面对东满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魏拯民从容应对、把握全局、张弛有度，不仅维护了大局稳定，而且有步骤地解决了东满党和军队的存在问题，赢得了团结奋斗的新局面，增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实力，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能力和聪明才智。周保中主动和魏拯民交流思想，两个战友的心紧紧相连。

    2月9日，魏拯民离开宁安，周保中派出警卫连一路护送。在额穆县境内密营驻扎的王德泰、李学忠，从交通员那里得知魏拯民书记回来了，高兴极了。这是他们分别8个月之后的再次相聚。

    白雪皑皑的深山密营里，久别重逢的三位战友坐在地窨子的热炕上彻夜畅谈。他们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谈到东满的抗日斗争形势与二军的发展，并一起研究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决定迅速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更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