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建国——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的连接点和里程碑

　　如何成功地“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始终都是成熟的革命政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的红色苏区和抗战中的敌后根据地，都有过建立政权的尝试和实践，这可看作是其走向全国执政的预演。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也曾有过建立全国政权的设想，但说到底，也只能是一种政治主张，是一种奋斗目标。党中央撤出延安之后，鉴于事实上已面临一个崭新的更大的设计空间，毛泽东一度想到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考察讨教，却几次遭到斯大林的婉言拒绝。其实，斯大林和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一直是很微妙的。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后，苏联大使还随国民党政权“南迁”广州，脚踩两只船。固然，这里面有苏美两个大国博弈的考量，但深层次上，斯大林看不起毛泽东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教书先生”也是题中之义。所以毛泽东从陕北转战到城南庄，还未组织大决战，就急于到苏联去向斯大林“当面汇报”，进一步增进彼此之间的认同和选择，进而争取支持的举动是急促而真诚的。直到大决战结束，斯大林才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专程听取中共领导人的意见。那时候，国共两党的胜负已非常明朗，新中国的设计筹建已有清晰的轮廓，并且实践业已充分证明，此种完全立足于中国国情实际的建国构想，是最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也是一座超越时空的历史丰碑。
　　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后，声称自己“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换言之，他并非苏共或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毛泽东懂得他的分量和斯大林的韬略，在战争指挥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与他连续谈了三个整天。周恩来、任弼时还同他进行了单独谈话。这是战争形势趋于明朗的情况下，中苏两党间进行的一次秘密接触，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在走向全国执政前夕，第一次向友党全面展示关于建国问题的独立自主的创新成果。
　　那时候，经过城南庄会议特别是九月会议以后几个月的酝酿，经过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磋商，又通过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雏形的运作实践，新中国的形象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的革命实践，已经积累了“一朝迸发”的基础和底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核心阶层对新中国的框架结构也有一个全面的解读。历史作证，同米高扬的谈话就是一个读本。

就是在西柏坡这样一间不足８５平方米的平房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第一，关于新中国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府要有各党派的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毛泽东曾在九月会议上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蒋介石政权不同。他的政权代表三座大山压迫人民，我们的政权是代表人民为人民办事的。
　　第二，关于这个政权的制度。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也不搞所谓的“三权鼎立”等。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并吸取相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