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精辟地总结说:“农民与国家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富农，这一点在今年收购棉花方面已经表现出来了。国家对农产品的比价政策，只能决定农民种什么，不能决定农民‘卖不卖给国家'。” ［2］（p.296） 到1952年，陈云仍认为:“收购棉花的时候，价钱不应提高。我们对农民现在还是拿价格政策来指挥他。” ［8］（p.175） 正是在陈云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行政手段与调价措施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处理因“禁运”而出现的棉花危机的经济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1952年与1949年相比，棉花（皮棉）产量增加193.25%，是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53.53%;棉纱、棉布产量分别增加47.8%和37.3%， ［11］ 不仅满足了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需要，国内市场也供应稳定，没有出现恐慌抢购和价格飞涨。这也对中国以后恢复时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1950～1952年，中国经济没有受到贸易禁运和抗美援朝战争经济负担的影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GDP在1950～1951年间增长了14.2%，1951～1952年增长了20.1%，GNP同期分别增长16.7%和18.7%。 ［12］

　　［参引文献］

　　［1］朱佳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页。［2］《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254页。 ［3］《棉纱统销税征收办法》，《人民日报》1951年4月2日，第2版;《棉纱棉布存货补税办法》，《人民日报》1951年4月2日，第2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5］《全国合作总社号召合作社社员和棉农开展爱国主义售棉存棉竞赛 向棉农充分解释供应国家棉花的重要》，《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第2版。 ［6］《中国花纱布总公司号召做好购棉储棉工作 为完成供棉任务而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6月4日，第2版。［7］《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6月1日，第1版。［8］《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0］《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932页。 ［12］陈心竹、翟亚柳:《中国和美国贸易禁运（1950～1972）》，转引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