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51年陈云解决棉花“禁运”危机的谋略是:节流，全国大部分纱厂在一定时期内停工，节约出原料供应军品生产;统购，实行统一收购管理棉纱、棉布市场，由合作社牵头对棉花进行预购和包收;调控，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棉布、棉纱销售价格，补收中间商存量的棉、布税，给予出售棉花者优惠政策，提高棉农售棉积极性;促收，动员全党全国掀起购棉高潮。在陈云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行政手段与调价措施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处理因“禁运”而出现的棉花危机的经济斗争取得了胜利，对新中国恢复时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关键词］ 陈云 棉花 1951年

　　［作者简介］ 陈东林，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大管家，陈云与关系国计民生的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前夕曾经两次成功地平息了棉花紧缺和棉价上涨危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新中国进行战略物资封锁，并且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由于美国和国民党海上军事力量对来华船只的阻截，禁运不仅包括了所规定的战略物资，还包括向中国出口的棉花等所有物资。禁运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进口货物急剧减少，1951年上半年价格上涨了1倍左右，最受影响的是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1950年秋，志愿军入朝作战，陈云认为当年棉花虽然增产丰收，但如果全国纱锭每周全开工6天6夜，每月需要9700万斤原棉，工厂仍缺棉花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每月减少开工，但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才开始，前线急需纱布，为了预防被敌人轰炸出现停工的情况，因此需要先开足纱锭加工，多存纱布。所以从1950年11月新花上市到1951年4月，已开6个月的全工。到5月因收棉减少才改为每周开工5天5夜。 ［1］ 这样，虽然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但棉花供应不足的危机更为显著，到5月底，我国纺花库存只有1.3亿斤，其中9000万斤是保证调运和工厂混棉所需的最低限度，剩下的纺花仅有4000万斤。照此下去，国家存棉用完，新棉收购尚无把握，全国纺纱厂将断料停工，而市场接近需求旺季，加上土改后农民购买力大大提高，私商乘机冲击市场，必将出现纱布脱销，导致价格飞涨，引起其他商品物价上涨连锁反应，处理不好有可能发生全面经济危机。

　　陈云主持中财委进行分析，认为造成棉花供应不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西方国家封锁后，从国外进口的原棉只有2000余万斤，价格比国产棉高1倍，以后更难进口;而且上半年已将积存外汇用尽并有亏空，中国出口80%转向苏联东欧国家，国营贸易已不容易再大量向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出口换取外汇。 ［1］（p.581） 二是市场棉花短缺使得棉农惜售，私商和个体农民也加紧抢购和囤积。国家贸易公司收棉量锐减，到1951年5月只收购了3000万斤棉花，6月、7月、8月还将继续减少。同时，分析也指出，市场原料虽然紧张，但仍然有潜力，估计1950年关内棉花产量最低有13.2亿斤，其中公私厂商已购得8亿斤，农民自用及土纺3.4亿斤，到5月底全国棉农手里至少还存有1.8亿斤没有出售。 ［1］（p.389）

　　为了克服棉花危机，4～7月，陈云多次通过电报与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及各大区负责人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反复商议，认为应当将经济手段和政治动员措施结合起来解决危机。 ［2］ 他主持中财委采取的四方面措施是:节流、统购、调控、促收。

　　一、节　流

　　节流，指的是全国大部分纱厂在一定时期内停工，节约出原料供应军品生产。1951年5月21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出6项紧急部署，要求全国公私营纱厂6月1日至7月15日停工一个半月，上海、天津、青岛三地专织军布工厂仍照常开工。部署指出，由于棉花不足以供应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