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的责任。只有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电报还指出，中央率先带领一、三军团北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二是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而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带上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电报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率领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上。

    十七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天险腊子口，大草滩。同一天，在张国焘的指令下，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南下到达毛儿盖。

    至此，左右两路军最后分离了，左右路军的名称实际上也随即不复存在了。而张国焘终于走上了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道路。

    左右两路军的分裂是张国焘的南下西进战略方针同党中央北上东进的战略方针矛盾与斗争的必然结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始终对立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松潘战役计划》，还是《夏洮战役计划》，都是这两种战略方针互相调和与妥协的产物，而在执行这两个战役计划过程中，又表现出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张国焘的本意是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的，后经中央多次说服并与之斗争，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上，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会后却又动摇。从他的思想到行动，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而对班佑方向却表现消极、冷漠，长期将主力驻留在卓克基、松冈、大藏寺、阿坝地区，按兵不动。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贯穿于左右路军行动的全过程，它们各自的行动都是以此为转移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四方面军约十万人，一方面军约两万人左右)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而当他的野心又始终得不到满足时，终于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道路。

    注释：

    (1)国焘：《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干部必读》第127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3)《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令张国焘速即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4)《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5)见《六大以来》(下)第72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版